上述四組動力分別在不同條件下不同程度地發揮了促進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作用。

　　首先，“三駕需求馬車”是中國穩增長或保增長的主要動力。“三駕需求馬車”雖然不是經濟增長的根本動力，但它們是政府短期穩增長或保增長的基本手段。僅以投資這駕馬車來說，2000年以來中國投資率（固定資產投資/GDP）不斷攀升，2003年達到47%，2006年達到52.3%，2009年達到66%，2010、2011、2012、2013年分別達到69.5%、66%、72%、78.5%，近5年來維持在65%以上，大大超過了發達國家20%左右、新興經濟體經濟高速增長時期40%左右的水平。2008年國際經濟危機爆發以來，中國政府通過“四萬億”投資帶動數十萬億信貸投資等，實現了經濟的快速反彈。

　　其次，“五駕制度馬車”是“三駕需求馬車”的馬車。出口、投資、消費“三駕需求馬車”并非根源動力，它們發揮作用依賴于價格制度、財稅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制度和政府管理制度（含考核制度等）“五駕制度馬車”，或者說“五駕制度馬車”才是拉動“三駕需求馬車”的馬車或動力。如增加出口要靠發揮土地、資源能源、勞動力等要素低價格優勢、出口退稅、出口信貸等制度設計和政策的作用；提高投資要靠發揮政府主導投資體制、GDP導向考核制度、投資優惠稅費政策、寬松貨幣信貸政策、低利率政策等制度設計和政策的作用；擴大消費要靠消費品低價政策、消費優惠財稅政策、消費信貸政策等政策的作用。

　　再次，制度變革（“三大發動機”之一）是促進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根源性動力。之所以說是根源性動力，是因為制度變革是其他動力發揮作用的前提。從理論上看，制度變革或制度改革可以通過三個方面釋放紅利或促進經濟增長：一是通過調動各個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釋放紅利；二是通過優化資源配置、提高國民經濟的運行效率釋放紅利；三是通過改善或提升投資者和消費者的預期釋放紅利。

　　從實踐上看，1978年以來的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源于改革開放或制度變革的啟動和持續推動。制度變革的主要作用是通過提高全要素生產率（TFP）拉動經濟增長，據胡鞍鋼等人的研究，1978-2005年期間相比1952-1977年期間，物質資本投入增長率從11.5%下降到9.5%，對GDP的貢獻率從75%下降到39%；勞動力投入增長率從2.6%下降到2.4%，對GDP的貢獻率從13%下降到8%；人力資本投入增長率從4.1%下降到2.1%，對GDP的貢獻率從20%下降到7%。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則從-0.5%上升到4.4%，對GDP的貢獻率從-8%上升到46%。雖然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也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途徑，但制度變革是主要途徑，而且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還依賴于制度變革。

　　第四，結構優化（“三大發動機”之二）是促進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性動力。結構優化包括工業化、城鎮化、區域經濟一體化和產業轉型升級等，其實質是分工協作的深化，根據斯密理論，分工協作深化可以極大地提高效率、促進經濟增長。之所以說結構優化是過程性動力，是因為結構優化最終依賴于制度變革。從結構優化中的工業化來看，假設一個農業勞動力年收入五千元左右，同樣一個人轉移到非農業崗位后年收入可達到三萬以上，千百萬個農業勞動力向工業轉移，就能大大提高國民經濟效率、促進經濟增長。

　　據統計，1978年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353元/年，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2732元/年（相對于第一產業的7.7倍），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1938元/年（相當于第一產業的5.5倍）；到2005年第一產業勞動生產率6664元/年，第二產業勞動生產率49735元/年（相當于第一產業的7.5倍），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31195元/年（相當于第一產業的4.7倍）。1978年中國第一產業勞動力占比70.5%，第二產業勞動力占比17.3%，第三產業勞動力占比12.2%；到2012年第一產業勞動力占比下降到33.6%，第二產業勞動力占比上升到30.3%，第三產業勞動力占比上升到36.1%。城鎮化對經濟增長的作用與工業化類似。

　　第五，要素升級（“三大發動機”之三）是促進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基本動力。要素升級包括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信息化等，與要素投入量的增加有所不同，要素升級是要素質量和檔次的提升。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技術進步、人力資本提升、信息化等都取得了長足的進展，也對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起到了顯著的作用。據夏杰長的測算，1979-2000年，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達到28.6%。據王小魯等人的研究，1998-2007年教育對GDP的直接貢獻以及溢出效應——即人力資本——占到了GDP的2.2%。據人力資本測度結果，1990年以來中國潛在人力資本保持了1.55%-2.38%的年均增長速度，總體上高于就業總量0.40%-2.45%的增長速度。

　　第六，大規模要素投入始終是上述動力的傳輸帶。要素投入是指資金、勞動力、土地、資源能源等生產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不管是“三駕需求馬車”，還是“三大發動機”，要想發揮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都需要利用要素投入這個中介或傳輸帶。僅從大致反映資金投入的M2變化來看，根據統計數據顯示，中國M2從1990年末的1.53萬億元增加到2014年二季度的120.96萬億元。M2/GDP從1978年的0.32增長到2012年的1.88，在34年間擴大了近6倍。2012年我國一次能源消費量36.2億噸標煤，單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5倍，美國的3.3倍，同時高于巴西、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

　　此外，必須強調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或“發展是硬道理”、對外開放等戰略方針，思想解放、全社會強烈的趕超意識、各級地方政府對GDP增長的強烈追求（“地方競爭”）、“人口紅利”等，都對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國仍然屬于發展中國家，對經濟增長的追求自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當中國經濟總量成為世界第二后，當資源環境約束日益加劇后，當社會公平問題凸顯后，我們應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盡快將國家發展目標從單純的“增長主義”中擺脫出來，更加強調科學發展、公平發展和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