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話語權：“現實邏輯”與“中國問題”

——“面向中國問題的哲學”高層論壇

　　作者：曹潤青 古 荒

　　編者按 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實踐不斷向縱深發展，當代中國現實呈現出極為復雜的面相。如何撥云見日，厘清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與“中國問題”并進而推進未來中國的發展，就成為我國哲學界關注的一個重大問題。2015年11月10日下午，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圍繞“哲學話語權：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與中國問題”這一主題，舉辦了“面向中國問題的哲學”高層論壇。來自中央黨校、中國社科院、清華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等學術機構的近50名專家參加了論壇。各位專家發言以清晰的問題意識和目標意識為導向，從多個角度高屋建瓴地回應了論壇主題，展現了較高的理論水平。中央黨校副教育長兼哲學部主任韓慶祥教授出席論壇并發表致辭，中央黨校哲學部副主任董振華教授主持論壇。

　　中央黨校韓慶祥教授:

哲學要直面“現實邏輯”并破解“中國問題”

　　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指出，“十三五”時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哲學需要以其自身的創新發展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出應有貢獻。哲學的創新發展是在研讀經典文本與揭示現實邏輯的互動中逐步實現的，馬克思是把經典文本與現實邏輯相結合的典范，馬克思正是在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邏輯中，形成了自己的哲學范疇和哲學思想。1978年以來，我國哲學界在“經典文本”，尤其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經典文本這一“上篇”研究方面取得卓著成就，做出了重大學術貢獻，應充分肯定。然而，我們對當代中國的“現實邏輯”這一“下篇”卻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于是，我們說的多是“教科書中的話”、“文本中的話”“西方的話”（當然也是需要的），卻不會說直面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和“中國問題”的話，以至于在“下篇”方面喪失一定的話語權，甚至不在場和失語。中央黨校哲學學科的發展，內在要求以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面向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和“中國問題”，以建構面向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和“中國問題”的哲學話語體系，擁有面向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和“中國問題”的哲學話語權。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至今，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是從結構轉型開始的。其內在邏輯是：“結構轉型”是把握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的邏輯起點；結構轉型就是要進行“領域分離”；領域分離又伴隨著“力量轉移”，今天，我國的市場力量、社會力量的增大就是這種力量轉移的真實寫照。力量轉移必然導致“利益博弈”進而導致“思想多元”，進而引起當今中國社會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從而實現整體“轉型升級”，這種轉型升級是從生產力、生產關系、國家權力運作方式、人的生存方式、外交方略等全方位展開的。這種整體轉型升級首先要解決因力量轉移、利益博弈、思想多元且法治沒有完全跟進而在今天出現的“思想分化”問題，目的是為了達到“整合共識”。要解決思想分化以達到整合共識，要積極推進當代中國發展的整體轉型升級，“現代治理”是關鍵。其中，“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現代治理的總體方略，其目是為了“建構秩序”。而現代治理、建構秩序的根本目標則指向“民族復興”。為了更好地關注現實邏輯與破解中國問題并推進哲學發展，我們既要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也要直面“現實邏輯”并破解“中國問題”，建構“面向中國問題的哲學”，建構具有科學精神和團結合作精神以及共同價值追求的學術共同體，以形成中國哲學研究的中央黨校風格。

　　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李德順：

通過改革精神生產的體制機制來提升中國話語權

　　應該通過改革精神生產的體制機制來提升闡釋中國實踐和現實邏輯的中國話語權。當前哲學發展和現實之間存在著脫節，致使中國雖然有好故事但沒有哲學好話語，沒有很好的能對外闡釋歷史和現實的哲學話語，其原因在于當代中國的話語系統存在一定問題。中西馬都是話語資源，然而三家各立門戶，沒有形成統一的話語場，研究西方哲學的有些學者把自由主義當做旗幟，研究中國哲學的一些學者認為儒學是可以代表中國的旗幟，而研究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者其內部也存在著分化，其中一部分人將馬克思主義哲學僅僅視作意識形態，缺少科學的、學理的、理性的支撐。中國現實發展很快，哲學理論的提升和積淀卻落后于現實邏輯的發展，哲學界對重大現實問題的關注度不夠，沒有形成深層的、完整系統的哲學解釋，使得哲學思考多流于浮躁和碎片，直接導致了哲學對于許多重大現實問題是非不辨、認識混亂、無法達成共識。對此，亟需完善理論研究的體制機制問題，從制度上為基礎性理論研究、前沿性理論研究創造條件，使得理論能夠隨著實踐的發展不斷創新，真正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哲學理論。在當代中國，價值問題是全民關注的焦點熱點問題，上至中央下至普通百姓都在談論價值。然而，哲學界存在這樣一種現象，即主觀引用西方某一家、某一派的價值理論，缺少對價值問題的學理性、宏觀性、系統性的哲學研究。應當改革理論研究體制，樹立面向現實邏輯的、善于揭示分析問題的研究導向，不論是研究中國哲學、西方哲學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面對中國問題上都應當發表自己的正確觀點，在實踐中選擇可取的東西，以此實現中西馬的融合，而不是自說自話。要讓思想理論研究真正活躍起來，使思想理論的探討、建設性的思考能夠上升為有價值的理論成果，只有通過這種方式，哲學才能與中國的實際發展問題更好的結合起來。

　　中央黨校哲學部原副主任侯才教授：

現代性危機及其拯救給哲學提出了根本性的任務和課題

　　當代中國的現實發展主要受到四種邏輯的規定和制約，這四種邏輯共同融匯和構成了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其一，世界歷史邏輯；其二，現代化邏輯；其三，中國傳統社會的歷史邏輯；其四，中國現階段與既有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邏輯。四種邏輯的相互關系表現為：世界歷史邏輯是一般，現代化邏輯是特殊，中國傳統社會的歷史邏輯和當代中國現階段的生產關系邏輯是個別。（一）關于世界歷史邏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開創了現代意義的世界歷史，使個人和民族的存在開始具有世界歷史性。世界歷史的邏輯就是個人和民族由地域性的存在愈益轉變為世界歷史性的存在。（二）關于現代化邏輯。所謂現代化，其實質內涵是人類歷史由古代社會向現代社會即由農業社會向工業和商業社會、由自然經濟向商品、市場經濟的一種社會轉型，是一種現代社會和現代國家的構建。從思想理論來說，則是一種合理的“現代性”的塑造。這種社會轉型的根源在于：人類憑借機器大工業特別是理論自然科學和技術的力量而開始在總體上真正成為自然的“主體”。為此所決定，主體性是現代性的前提、底蘊和基本原則，而主體性的邏輯實質上就是現代性的基本邏輯。近代以降，主體性原則愈益被絕對化，導致“主體主義”（馬克思）的統治，其具體表現就是個人中心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其結果則是現代化或現代性的危機。（三）關于中國傳統社會的歷史邏輯。中國經歷了數千年的所謂封建制，這種封建制以建立在農耕生產方式基礎上的高度中央集權制為主要特征而與西方的封建制區別開來。按照馬克思對農民階級狀況的分析，由于該階級在經濟等諸方面的分散性，其政治影響表現為“行政權支配社會”。因此，行政權力支配社會可以被視為中國傳統社會的歷史邏輯。（四）關于中國現階段與既有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邏輯。馬克思將生產關系看作社會形態賴以建立的基礎和質的規定。據此，現存的生產關系邏輯特別是現存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的邏輯從內部、從根本上規定了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在現階段，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生產關系賴以實現的基本形式，所以，在一定意義上，我國現階段生產關系邏輯可以歸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邏輯。

　　基于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來看當代中國哲學的發展，可以將對現代化邏輯的把握作為主要切入點。因為現代化邏輯既是現階段世界歷史邏輯的具體體現，又是當代中國現實邏輯的一般規定。現代化邏輯在本質上可以歸結為主體性邏輯，因此現代性的危機在本質上可以被歸結為主體性危機，而主體性危機的根源是人這一主體自身的需要和欲望惡性膨脹的結果，是人未能真正成為自身的需要、欲望的主體的結果。近代以來，由于市場經濟的極致化和普遍統治，由于工業和科學、技術的高速發展，使人滿足自身需要和欲望的手段空前提高。與此相適應，人類的需要也空前增長，以致發生了質的變化，即對使用價值的追求變成了對價值的追求。甚至需要與欲望的界限也被消融，欲望乃至貪欲直接成為名副其實的需要。而技術也與欲望愈益緊密結合，趨于一體化。根據社會實踐的發展及其導致的人自身的改變，我們有理由認定現代性危機的實質是在市場經濟充分發達的條件下，由于人的需要的質變和欲望的無節制地膨脹，人愈漸淪落為自身的需要和欲望的客體，而沒有成為其主體。也就是說所謂現代性危機歸根到底是主體自身變異和異化的結果，是主體性自身遭致的危機。因此，拯救現代性危機、引領現代化順利發展的關鍵是重塑和構建一種合理的主體性。也正是在這里，現代性危機及其拯救給哲學提出了根本性的任務和課題。如同現代性處在危機的境況中一樣，近代以來哲學所處的境況也毫無二致。這是因為后者歸根到底為前者所規定，不過是前者的理論映現和邏輯表達。因此，現代性危機不能不通過哲學形式表現出來，不能不表現為哲學危機。這種哲學危機主要表現在：主體性原則被絕對化、極端化，對作為世界之根本、本原或最高統一者的“存在”的追尋遭到實質性的廢棄，與宗教母體疏離并愈益淪為科學和技術的附庸，被資本邏輯所浸染和支配，以及被政治和意識形態所遮蔽，成為物欲主義、功利主義和各種實用主義的工具，從而喪失了本應具有的信仰、批判和超越之維，特別是喪失了將人與世界、與“存在”緊密結合、合而為一的能力。由此所導致的一個結果是，主體性原則及其主客二分模式的有限性愈益顯露，以至被認為其作用已經過時甚至完全終結了。可以確定的是，當代哲學的發展無疑正在向“存在”之本體復歸。然而，同樣可以確定的是，如果承認主體性原則是現代化的本質規定和底蘊，那么，只要現代化過程尚未完結，主體性原則的歷史作用也就不會終結。需要終結而且必然會終結的只能是主體性原則的絕對化而不會是主體性原則本身。盡管主體性的確立必然會伴隨主體性原則的絕對化，但是，走向人與自然的重新和諧和統一，徹底消除主體與客體的對立，依然只能藉助和通過而不能超越或規避主體性本身這一必然環節。因此，或許可以說全部問題的關鍵在于揚棄主體性原則的絕對化，塑造和構建一種能夠統攝和駕馭人自身需要和欲望的主體性，使人成為人自身需要和欲望的主體。這是當代哲學的使命和應然趨向，也是當代中國哲學家們的天職。

　　北京外國語大學黨委書記韓震教授：

重建理論自信心，重塑馬克思主義的現實批判力

　　隨著近幾十年來的迅速發展，中國的國家影響力得到大幅提升，但與此同時，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力卻存在減弱的趨向。馬克思主義影響力的減弱有著深刻的歷史原因、現實的社會原因，但歸根結底是由于話語表達的滯后。馬克思主義的魅力在于其對現實的革命的批判力量，因此，在新的形勢和條件下，要恢復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影響力，首先必須重建理論自信心，重塑馬克思主義作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銳利武器的現實批判力。

　　可以從四個方面重塑馬克思主義的現實批判力：首先，要正視和回答當代中國社會面臨的時代性問題。在經濟全球化、新科技革命以及信息技術背景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重新思考并且回答實踐當中的重大現實問題。其次，必須立足于理論創新，在先進性上下功夫，著力賦予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以世界意義和普遍性的品格。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應該有鮮明的實踐特色、民族特色、時代特色，但是，既然是面向未來進步的事業，就應該具有世界歷史意義，就應該有普遍的參照價值。我們必須把理論上升到普遍意義，上升到普遍意義的理論才具有理想性，具有理想性的理論才具有社會規范力量和現實批判力量，才能引導歷史前進的步伐。第三，要把批判性思維和現實批判重新納入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之中。我們必須重申馬克思主義是革命的、批判的武器，必須認識到批判性思維對民族活力和創造力的重要性。分析批判功能，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最本質、最珍貴的方法論功能。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真正社會功能，在于批判現存的東西即現實的批判。第四，必須在理論上徹底，我們的理論要經得起審視和討論。唯物辯證法批判功能的徹底性在于，它在進行向外的批判時從不忘卻對自身的批判。但是與此同時，我們必須把批判性思維引導到建設性批判上，而不是因外部的批判而導致破壞性的結果。最后，在話語權競爭的背景下，重塑馬克思主義的現實批判力，還要變革和完善意識形態的話語方式。理論要發揮作用，就必須為人民群眾所理解，理論只有掌握群眾，才能轉變成為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