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黨校哲學教研部副主任董振華教授：

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必須更加注重對中國經驗的哲學提煉

　　我國要激活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必須準確捕捉當今“中國問題”，再把“中國問題”提升到哲學層面進行研究，進而提升出哲學理念、思想與思維方式，并以思想的方式影響現實。

　　第一，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要具有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風格，就必須重視“中國經驗”和“中國實踐”。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注重中國共產黨人，特別是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特有的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成果。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在長期的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創新實踐中，結合中國實際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作出了許多重要發展，形成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科學世界觀方法論。重視對這些實踐創新和理論創新成果的吸收，是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必然要求。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創新實踐，我們走出了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不僅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而且形成了舉世矚目的“中國道路”和“中國經驗”，蘊含著豐富的“中國智慧”。當前，對多元現代性的探究已深入到具體的“中國現代性”、“中國問題”、“中國經驗”和“中國理論”之中。研究中國問題，總結中國經驗，拓展和完善中國道路，提升中國共識，是擺在中國思想者面前的現實課題。

　　第二，關注中國經驗，直面中國問題，必須運用中國話語，講好中國故事。學界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既是理論內容中國化的過程，也是話語體系中國化的過程。在如何看待中國問題的過程中，在意識形態領域圍繞著中國道路而展開的話語體系和話語權的爭奪非常激烈，因此，構建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系統而合理地闡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于全面認識中國，堅定中國自信，建構中國軟實力，鞏固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的基礎、核心和載體，因而，要圍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建設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確立言之有物的堅實的“話語基礎”、言之有道的精練的“話語核心”、言之有理的系統的“話語內容”、言之有效的科學的“話語方式”、言之有信的堅定的“話語自信”、言之有聲的快捷的“話語傳播”、言之有力的“話語權”，從而傳播好中國的聲音，講好中國的故事。

　　第三，關注中國經驗，要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眾化。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在表達內容的科學性、真理性上與世界是相通的，但在表達方式上既要具有普遍意義，同時也要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要能為廣大群眾所喜聞樂見。馬克思主義話語的宣傳是必須堅持的，但宣傳要講究方式和效果，要遵循心理學包括社會心理學的規律。不顧場合和對象的重復、生硬的灌輸，結果適得其反。當然，科學闡釋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宣傳、普及這種理論的話語方式是不同的，前者要求學術化、專業化，后者要求通俗化、大眾化。

　　清華大學高校德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吳潛濤教授：

結合中國現實邏輯，突破核心價值觀研究的理論性阻礙

　　在強調中國傳統文化時不能忘記近代以來共產黨的革命文化，不能過分強調中國古代的文化而虛無紅色文化。習總書記在許多場合對中國傳統文化有過不同的論述，如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因，是中華民族深層次的價值追求，是我們的根。習總書記使用“根”、“基因”的比喻來指稱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這種形象的比喻必須抓住它具體的規定，要精確地把握其科學內涵。基因和基因的成果、根和干、源和流是不一樣的，中國傳統文化是中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因、是根、是源，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吸收首先需要建立在對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換和創新性發展的基礎上，也就是說，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并不能直接等同于社會主義的先進文化，它作為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一個源頭，仍然需要根據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要求進行一定的轉化，轉換之后才能成為社會主義的先進文化。因此，雖然中國傳統文化在當代社會持續升溫，但在對待中國傳統文化這個問題上仍然需要保持一種批判與繼承的態度。價值觀是一種價值理念的統一體，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雖然由12個價值組成，但它根本上是12個價值理念構成的統一體。分別來看，這12個價值理念具有普遍性，它們反映了人類對美好價值的追求，在其他國家和文明中都能找到；然而，作為一個價值實體的存在，它卻具有價值的特殊性。在這個意義上，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目的，就在于揭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一般價值理念所具有的特殊規定性。因此，研究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是要既講出它的民族傳承性，又講出它的時代性，從而揭示出它的特殊規定性。只有找到了這個特殊規定性，才能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跟其他國家的核心價值觀從根本上區別開來。此外，關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研究必然會遇到許多理論性的阻礙，面對這些阻礙，必須結合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從理論上把問題研究清楚。核心價值觀的培育不能僅僅依靠宣傳的力量，歸根結底還是要靠哲學理論邏輯的力量。如果理論上哲學的邏輯不夠透徹，現實的很多重大理論問題不能闡釋清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想把握社會、把握人心，可能會非常困難。

　　中央黨校哲學部戰略哲學教研室主任段培君教授:

大戰略和大數據是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關系的兩次飛躍

　　戰略思維形態的當代發展遵循了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相統一的原則，二者的協調是中國當代發展必須處理好的重要課題。戰略邏輯從哲學層面來看，其基本內涵表現為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關系。戰略邏輯中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關系經歷了兩次飛躍，一次是“大戰略”的飛躍，第二次是“大數據”的飛躍。這兩個“大”，從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關系看表現為兩次飛躍。通過這兩次飛躍揭示了戰略邏輯演變的內涵，對這兩次飛躍的掌握有助于理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也有助于理解當代實踐理性的一些新內涵，特別是加深對統一性邏輯的認識，即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相統一的邏輯。

　　（一）關于第一次飛躍。戰略一開始即是指軍事戰略，其定義是“戰略是一種謀略或方法”。從定義看，其側重點是工具理性。它的一些極端形式，如在中國的古代，往往表現在只重視謀略，不一定重視謀略作為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關系的方面。即使在《孫子兵法》中，價值理性的表達無非是“安民”，盡可能的不要去擾民，只是到這一程度。古代謀略中可以說完全不要價值理性的方面，后來發展為厚黑學，正是這一邏輯的必然發展趨勢。在西方，其極端形式是馬基雅維里的只要成功可以不擇手段，或者“為了達到一個最高尚的目的，可以使用最卑鄙的手段”，實際上是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分裂或背離。到了現當代，從大戰略提出后情況發生了變化。大戰略的提出者、李德哈特的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價值點的變化。過去的戰略，即軍事戰略，其價值點是勝利，取得勝利就可以了；至于其他，不是軍事戰略一定要考慮的。但是李德哈特提出這個價值點需要轉移，勝利的真正含義是長期保持和平的狀況，長期保障民眾的生活水平。這樣，價值點就轉移到了民生和和平上。所以，價值理性作為一個基本點在戰略中確立了地位。這是一個根本性的變化，是后來戰略文明轉型的一個立足點。因為這一價值點的變化，帶來了工具理性的變化，這些變化近年來被概括為大戰略的“五個轉變”，即從大戰略提出到冷戰結束以來，經歷了“五個轉變”：首先是視野的變化，因為要關心和平、關心民生，所以不僅要關心軍事戰略，還要關心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戰略，否則民生和和平的問題就不好解決，所以就從戰略轉向大戰略的視野。其次，想讓民生過得好，關注的重點就不應是軍事，而應是發展，因為發展才能真正解決民生問題。所以，大戰略的主體就由此變為發展戰略。第三，博弈的模式發生了變化，以非零和博弈為主，合作才能更好的發展。第四，運作的機制發生變化，轉向自組織機制為主，這樣才有活力，才能發展得更好。最后，在發展的高級階段，從比較優勢為主轉向競爭優勢為主，轉向來自于創新的競爭優勢。這一系列的變化構成了當代大戰略的新形態，其形成是從價值理性的變化開始了工具理性的系列變化，而兩者在這一過程中也統一起來。大戰略按新概括是兩者相統一的一個形態。從這一視角看，中國三十多年來的發展顯示了大戰略的視野和構成。其中，發展戰略是主體，十八大報告十二個部分，一半講的是發展戰略，“發展是第一要務”，重心轉向發展。在這一導向下，合作共贏的非零和博弈成為占主導地位的模式，更具活力的自組織機制如市場機制成為基礎性的機制。而向創新驅動的轉變，爭取競爭優勢為主，也自然成為今天發展的關鍵。這一系列都是中國發展的邏輯，是大戰略的邏輯。（二）關于第二次飛躍。大數據可以視為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關系的第二次飛躍。大戰略研究涉及很多領域，沒有信息的支持和整合是做不到的。戰略研究一開始就強調知己知彼，實際上是說信息的重要。隨著當代的發展，信息技術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段是信息技術本身的產業化，電腦、局域網乃至互聯網的形成。第二階段是互聯網的擴張，學術名詞是整合型創新，通俗地說是“互聯網+”，從媒體、娛樂、物流、機械、電信、金融、教育，一直在擴張，整合了許多領域。不斷的擴張，需要大整合，因此有了第三個階段，就上升到大數據階段了。不論是地方各個方面的整合，還是各行業的整合，都需要在大數據這個層面上進行。大數據的特殊性在于它能實現這種整合。大數據是大體量與多類型的統一。數據發展的第一階段是描述生活，第二階段是描述自然，第三階段是可以描述精神活動。有什么樣的活動類型，現實世界什么樣，就會有一個數據的類型或數據世界與之相對應。這是一個同構的關系，這個同構性就成為大戰略實現整合的一個基礎。大數據由此在實踐中成為或將成為大戰略整合的一種特殊資源。大數據的這一發展實際是工具理性的一個飛躍。從世界史的角度粗略地說，整個世界一開始是帆船作為運輸工具的整合。雖然地球是一整體，但是對于初期的人類是分離的。正是通過帆船，哥倫布發現新大陸將地理空間整合起來了，是地理空間的全球化。接著是商品的全球化，其中最重要的是貨幣的整合。貨幣把商品聯系起來，成為一個系統。這是經濟空間的全球化。現在大數據的整合涉及各個空間，是全域空間的全球化。它的整合范圍和力度都是空前的。而這一點恰恰與大戰略的要求相匹配。所以“十三五”規劃提出國家大數據戰略，它更為根本的意義是整合中國未來發展的各個方面。不僅是經濟的整合，如產業、區域、國內外統籌發展等，也涉及治理體系現代化這樣的社會整合，如怎樣通過實現分散決策和社會民主，怎樣處理好自組織機制和他組織機制的關系等。當然還涉及包括戰略研究在內的文化整合。這也就是所謂的大戰略視野的整合。大數據這樣的出現和發展客觀上支撐了大戰略的研究和實現，是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統一性邏輯的新增強，是另一次是新飛躍。

　　中國社科院哲學所中國哲學研究室主任李存山研究員：

中國哲學要想發揮更大的作必須將傳統和現代結合起來

　　中國哲學在當代的使命就是馮友蘭先生所提出的“舊邦新命”，“舊邦”就是要保持中華民族的同一性與個性，就是保持中華民族的身份與認同，新命則是實現國家的現代化，通過闡舊邦以輔新命。從近些年的發展來看，中國哲學已經不限于發揮輔助的作用，中國哲學事實上已經參與到了“新命”的開創工作中，中國哲學的發展與當代中國社會已經呈現出共進退的局面。

　　中國在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過程中發生了四種深刻變化，第一，從傳統的以農為主的社會轉向以工商為主的市場經濟社會：第二，從君主制轉變為民主共和制；第三，從科舉制轉變為現代教育制度；第四，從經學的思維方式轉變為廣義的哲學或學術的思維方式。由于這四種轉變的發生在歷史中是以較為激進的方式展開的，因此造成了中國傳統與現代的某種斷裂。面對這種斷裂，中國哲學要想發揮更大的作用必須從傳統走向現代，或者說要將傳統和現代結合起來，因此中國哲學近期的發展呈現出三大趨勢:第一，馬克思主義和儒學的關系已經并將持續成為理論界的研究重點；第二，近些年一些中國哲學史家開始嘗試構建當代新儒學體系，并已經形成相應的理論成果，這是在理論層面上將傳統與現代結合起來的重要成果；第三，當代中國的儒學研究已經和中國的現實問題密切聯系起來，不僅是近現代哲學史的研究，對洋務運動、中體西用、康有為思想的研究都有著現實的訴求，古今中西的問題是中國哲學需要進一步深入討論的問題。應當用一種正確的文化史論去解決文化發展的現實問題，張岱年先生說得好，唯有用辯證法才能看到傳統文化的實像，也就是要客觀分析文化之整與文化之分，文化之常與文化之變，文化之異與文化之同。習近平總書記講的傳統文化要推陳出新，要古為今用，堅持有鑒別的對待，這是中國傳統文化發展的正確方向；習近平總書記所講的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同和，求大和，也應該是中國傳統文化之常道。

　　中央黨校哲學部馬克思主義哲學史教研室主任何建華教授:

哲學應當從三個方面書寫發展邏輯

　　需要深入研究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中的具體環節，并加強對現實邏輯、歷史階段、核心理念等基本問題的闡釋。對于當代中國而言，它的現實邏輯就是發展的邏輯，更具體地說就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近中央召開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強調指出，當代中國要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破解發展難題，厚植發展優勢，牢固樹立并切實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一句話，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里，我們全部工作的中心就是要齊心協力寫好發展這篇宏大的文章。面對中國發展的實際，哲學應當從三個方面書寫發展邏輯。第一，深化發展邏輯的研究，建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形態。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上，一直活躍著建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和實踐兩種形態的力量，形成了很好的學術傳統。其中，強調實踐形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應該說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特征和發展歷史的。就馬克思主義哲學而言，它與現實之間存在著極為密切的關系，無論就基本特征還是發展事實分析，都應該承認馬克思主義哲學具有實踐形態。或者說，注重并致力于建構哲學的實踐形態是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傳統，包括馬克思、恩格斯在內幾乎所有的馬克思主義者都在開創并繼承這一傳統。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形態就其實質而言，就是指社會發展的現實邏輯。過去在革命時期，它是革命的哲學，是毛澤東所指出的“斗爭哲學”；而在今天，它則是建設的哲學，也就是發展的邏輯。所以，從建構馬克思主義哲學實踐形態的高度觀察，研究社會發展的現實邏輯是一項意義非常重大的理論工程。第二，熟悉兩頭，創造性地開展對發展邏輯的研究。改革開放以來，對于以發展為主題的現實邏輯的研究，既存在淡化、弱化的現象，也存在著片面化、庸俗化、實用化研究的問題。相對來說，后一種傾向可能更加突出。這里就涉及到一個如何研究現實邏輯的方法論問題。從歷史的經驗教訓分析，要創造性地研究現實邏輯問題，最主要的方法就是要熟悉兩頭，也就是既要掌握理論，又要了解實際，善于發現二者的結合點。第三、深入現實，進一步拓展和深化發展邏輯的理論研究。圍繞發展邏輯的研究，需要解決研究對象、研究范圍的問題，要搞清楚發展邏輯的主題、核心理念、基本命題等，努力形成一個比較成熟的理論框架。

　　結合對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的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特別應該加強有關發展邏輯的以下問題的研究：其一，關于歷史方位的哲學研究。當前我們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哪個歷史方位？具有何種新的階段性特征？這是發展邏輯必須解決的重大課題。十八屆五中全會有一些重要的表述，例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經濟發展新常態”等。對于這些表述需要進一步具體化，需要從哲學層面去把握和提升這個新時期，要注意從馬克思、恩格斯、鄧小平等人那里進行思想借鑒。他們在考察歷史方位等問題時，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注重從人的需求和社會擴展相結合的視角展開分析，并據此提出了“兩種需求”和“兩種斗爭”的理論。其二，關于發展邏輯的核心理念研究。當代中國發展邏輯的核心理念或基本概念有哪些？這是研究現實邏輯必須解決的問題。從最核心的概念講，毫無疑問是“發展”，這是最高本質的概念。但是在發展這個理念之下，應該還包括很多新的理念。例如“社會轉型”或者“轉型”。無論從世界歷史的邏輯、中國歷史的邏輯，還是現代化的邏輯和生產關系的邏輯講，其核心問題、主導價值就是社會的轉型升級，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主軸也是社會轉型。革命是轉型，建設和改革也是轉型。但遺憾的是，迄今為止，尚未有權威的哲學著述將“社會轉型”提升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概念并作系統的闡發。其實，所謂轉型，就是社會形態的轉折、變遷，而社會形態恰恰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概念。從今天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現狀看，因為有了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對轉型問題所作的充分的實證和理論分析，因此對其進行哲學總結、提煉、概括，上升成為哲學的基本概念，可以說條件已經成熟。除此之外，這次的十八屆五中全會非常引人注目地提出了有關發展的五大理念，就是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除了協調、綠色之外，另外三個理念是非常具有新意的概括，其本質也是哲學問題，它們是建構發展邏輯不可或缺的基本理念。其三，關于發展邏輯中的主體性問題。除了發展的歷史方位、基本理念之外，圍繞發展邏輯還有一些基本的問題，例如發展的主體、發展的動力、發展的道路等。就當今中國發展的現實分析，確實存在著發展主體動力衰減的現象，并具體表現為國企、民企、外資和地方政府的發展動力衰退。從發展邏輯的角度分析，這就是要研究并回答主體性問題。從以往的經驗看，對主體性的研究至少應該遵循三條思路：一是吸收哲學理論層面的研究成果；二是總結我們黨在革命、建設和改革時期調動主體積極性的歷史經驗；三是發現和提煉廣大人民群眾的當下實踐成果。從國際國內的基本經驗分析，調動積極性能動性，一靠利益，二靠覺悟，三靠制度，四靠方法，集中解決從肚子思維到眼睛思維而帶來的一系列問題，特別是要重點關注和研究在互聯網條件下新媒體、新群體、新工具的活動特點、活動趨勢及其功能，從廣度、深度和速度等層面擴展主體的能動度，從能力、態勢、趨勢等角度提高主體的能動勢，從需求、生產、消費、交換等方面擴大主體的能動力，比較好地完成李克強總理所交付的研究課題，就是馬克思主義和人民群眾的主體性發揮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