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原所長吳彤教授:
研究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不能忽視科技的重要作用
研究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不能忽視科技的重要作用，一方面需要對中國本土的地方性知識進行深入挖掘，另一方面需要從哲學層面深入探討前沿科技對中國當代發展的深刻影響。當代中國發展是在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展開的，中國與世界最接軌、最同步的可能就是科技領域，然而科技研究雖然沒有國界，但是它有專利，有它自己的特殊性與地方性。與此相關，在整個哲學研究領域中，當代中國科技哲學可能最跟世界哲學接軌，但是卻缺少了一個非常重要的維度，即缺少對中國本土的認識，對于中國古代到底有沒有科學，這樣的科學是個什么樣的科學，這些古代的科學研究的特色是什么這些問題都認識不夠。因此當代科技哲學的研究在整體上扭結在了三個維度上，即當代中國、當代西方以及古代中國的三元維度上，未來科技哲學的發展需要深入挖掘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其中蘊含的優秀的自然知識，這些自然知識大多以實踐的面目呈現，因此需要用實踐的尺度，運用包括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內的多種實踐哲學共同去深入挖掘。現代前沿科技的發展需要科技哲學的深入介入與規范，當代科學的發展趨勢逐漸呈現為：由原來的以個人英雄主義和自由主義為主的研究形態變成集體化的、求利益的科學形態，科學演化為并非完全求真的追求，越來越多地與資本、權力結合在一起，成為后學院的科學形態。面對科技前沿的這些發展動態，科技哲學必須將科學和資本的關系、科學和權力的關系這些宏大議題納入到自身的研究視域中；同時，在這種大的背景框架下，科技哲學需要關注知識產權專利制度、實驗室創新研究及新技術的倫理研究等新的議題，只有如此，科技哲學才能真正介入和影響科技領域的發展。此外，科技哲學的發展應當避免僅僅局限于對中國科技政策發展的宏大敘述，應當更加貼近現實，特別是要深入研究具體的實際問題，在具體的問題中體現科技倫理的規范力，展現道德關懷的維度。
清華大學心理學與認知科學研究中心主任蔡曙山教授：
認知科學對當代中國哲學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認知科學近些年所取得的成果對于當代中國哲學發展具有重要的借鑒和參考價值。認知科學以心智作為研究目標和對象，心智是有腦和神經系統的動物所具有的一種智能行為，腦產生心智的過程叫做認知，認知科學就是研究這種認知的學科。心智的認知可以被劃分成五個層級：第一個層級是神經層級的認知；第二個層級是心理層級的認知；第三個層級是語言層級的認知；第四個層級是思維層級的認知；第五個層級是文化層級的認知。前兩個層級是低階認知，是基礎的認知，人和動物都有；后三個層級叫做高階認知，它是人類所特有的。關于高階認知的研究，上世紀有非常大的突破，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第一，語言的進化，語言是在人類的進化中產生出來的符號語言，動物雖然也有語言，但它們的語言和人類有本質區別。如果沒有語言的產生，人類的進化將永遠是在基因層次的進化，成不了人。第二，語言的分類，形成了現代語言學的三分法研究框架，即句法、語義和語用研究。句法是指一系列連續的音符或者符號的序列；語義是指話語中的每一個符號都要對應到現實世界的事物或者對象上去，只有這個對應關系建立起來了才能理解話語的意義；語用就是要把說者和聽者加進到語言的理解中去，它會影響到語言的含義。第三，心智哲學代表了語言哲學發展的最新階段，而語言哲學最重要的發現就是人類社會的一切都是由語言所建構，語言哲學推翻了過去哲學的二分法，主體和客體的分法無法繼續成立，主體要認識客體必須經過語言。對思維的認識在上世紀也取得了很大成就，推理作為思維的最高形式有四種表現樣式：歸納推理、演繹推理、類比推理和溯因推理，而其中演繹推理被視作西方思維的重要組成部分一直被認為代表了推理的最高樣式，然而認知科學的新發展證明了演繹推理的過程會受右腦情緒的影響，因此演繹推理將會必然退出，而其他三種基于或然性或經驗性的推理則會越來越受到重視，因此之故，推崇經驗性、以類比推理見長的中國傳統文化更值得在當代充分重視。
中央黨校哲學部朱輝宇副教授：
推動中國價值哲學從“解釋世界”走向“改變世界”
應從面向中國問題的研究范式、“知識邏輯”維度向“現實存在”維度的轉換、中國特色的價值話語體系三個方面討論了價值哲學研究的發展。面向中國問題的價值哲學研究必須立足中國現實，關注中國問題，凝練中國價值，在回應中國結構性變革的基礎上，實現自我完善和創新。首先，面向中國問題的研究范式，推動了以實踐為基石的價值哲學重建和創新。面向中國問題的價值哲學，要求我們堅持唯物史觀，立足客觀現實和社會實踐開展哲學研究。這種研究范式認為，價值問題本質上是人類社會歷史實踐活動中的問題，離開實踐的主體性、歷史性與目的性，就無法把握價值問題的實質。如此，我們應圍繞人的價值實踐進行哲學思考：一是，緊扣價值的實踐品格，立足主體尺度和主體際關系，從主體的實踐活動出發，把握價值活動的規律。二是，從社會生產方式和交往方式出發，考察人在歷史發展和社會實踐中的地位，解讀人自身的價值及其特性。三是，將價值哲學的研究成果付諸于社會實踐，由此檢驗其正確性與合理性，推動價值哲學的豐富與發展。若此，中國價值哲學就從“解釋世界”走向“改變世界”，跳脫出形而上學研究范式的禁錮，實現了哲學研究視野與方法的根本轉換。這呼應了哲學的第三次“價值論轉向”，不僅意味著價值問題成為哲學研究的核心問題，更實現了哲學觀、哲學方法及哲學精神的變革。簡言之，面向中國問題的價值哲學研究，擺脫了知識論思維方式的束縛，將實體性思維轉變為關系性、實踐性和系統性思維，推進了以實踐為基石的價值哲學重建和創新。其次，面向中國問題的研究范式，促成了價值哲學“問題意識”由“知識邏輯”維度向“現實存在”維度的轉換。問題是時代的聲音，當前，在中國進行整體轉型升級的宏觀背景之下，價值哲學研究唯有關注中國轉型期的重大價值問題，才能尋獲自身的理論生長點，才能實現自身的創新與發展。同時，面向中國問題，在新的價值哲學立場上克服價值危機、重塑價值理想的努力，也導致了價值哲學問題意識的轉變，即從囿于知識的邏輯構造轉為直面現實世界的價值問題。這一問題意識的轉向與提升是當代價值哲學研究取得巨大進展的重要前提，亦是其自身不斷創新和完善的重要體現。再次，面向中國問題的研究范式，促成了有中國特色的價值話語體系的形成。就價值哲學而言，研究者們突破西方價值話語的藩籬，在完整闡述自我價值譜系的基礎上，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的視域融合，進而以中國實踐為基礎，以中國問題為導向，以中國話語為媒介，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價值觀念與話語體系。可以說，建構具有中國風格和中國氣派的價值話語體系，不僅是價值哲學研究的創新之處，更在現實維度為抵御西方文化侵襲、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奠定了基礎。
中央黨校哲學部王縱橫博士：
互聯網世界與真實世界的分裂遲早會發生
隨著20世紀末21世紀初網絡社會在全球范圍內的崛起，以及互聯網社區、互聯網金融甚至網絡暴力等現象的顯現，對網絡這個二進制空間的哲學討論也漸漸成為顯學，從形而上學、語言哲學、心靈哲學與道德哲學等角度的分析產生了一批成果，其中從權力角度深入對互聯網的研究是極具現實解釋力的研究路徑。首先，互聯網是一種技術，但卻體現了某種權力。在《規訓與懲罰》一書中，福柯為“權力”找到了其背后的支撐物——技術。權力與懲罰是同一的，而懲罰是一個技術活兒。過去，懲罰的形式是各種肉體傷害，不同的傷害都是一種技術性創造；而隨著人類社會整體文明程度的提高，現代社會逐漸拋棄了肉體傷害的懲罰方式而轉向一種更精致也更深邃的形式——監禁！監獄的出現是一種技術，其背后代表了某種權力，它的運作模式是，把罪犯關在一個籠子里，監視他的一舉一動。這種社會特征模型,在互聯網那里也可以找到。比如許多數據收集與分析機構利用互聯網絡對個體進行分析,監獄式的社會在虛幻的數字世界成為最高的真實,大量無形的觀察家們跟蹤著人體的數碼痕跡。人在網絡上的活動越多，殘留下的痕跡越多，根據這種痕跡對人的數字重構就越準確，對人的監視也就越全面。簡而言之，人在注視屏幕和顯示器的同時，屏幕和顯示器也在注視著人。第二，互聯網權力的作用方式較為隱蔽，且集中于微觀視野。表面上，網絡無所不在，無所不能，我們能直接看到的是“符號”而不是“人”,網絡的“匿名性”似乎為個人提供了極好的保護，每個人都暢行無阻，雖然被監視，但不被限制。但事實上，互聯網權力的運作方式反而更加隱蔽：一方面，它以網絡自身的手段來實現，也就是互聯網的實現載體——符號。網絡是純粹意義的世界，它的內容依托于某種符號，或是語言，或是影響。而通過對一種符號，如語言施加影響，就能夠對整個互聯網中的人施加影響。這也就是互聯網語言反滲透到現實生活中的原因。同時，作為被統治者，我們每個人接受語言，理解語言的方式發生變化，它從而變得碎片化，去中心意識化，無目的化。另一方面，互聯網是一個社會概念，并不存在一個人的互聯網，雖然人們的網絡活動不一定以他者為目的，但這些網絡活動無法回避他者的在場。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對方的權力主體，我們隨意的發布信息，主觀的做出判斷，偏頗的施加影響，結果是互聯網的意識形態被微觀權力所統治，互聯網中的每一個人既是統治者，也是被統治者，無一幸免。第三，在互聯網世界中，權力與權威的分裂。在線上世界，每個人的權力擴張不同于現實，它以數字的形式存在，存在成本低，因而更容易被充分實現，也就不會造成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當然，由于人們的欲望被充分滿足，這勢必會激發更多的欲望，其最終結果是信息的膨脹與混亂，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們獲得有效的認知材料的成本，讓真理離我們遠去。缺乏走向真理的途徑，喪失求得共識的可能，互聯網世界要求人們在欲望及其滿足帶來的不確定性中尋求意義。這意味著，互聯網世界與真實世界的分裂遲早會發生，因為它們代表了兩種截然對立的必然性，其構成的矛盾關系規定了一個新的世界——在這里，無政府主義者們在狂歡。互聯網世界的微觀權力結構帶來了一個政治學命題，即互聯網雖然存在著權力，卻沒有權威。既難有真知，也沒有求善，互聯網的監視功能與他者在場難以維持正常秩序，人們明明知道自己被注視著依然肆意妄為，甚至用“非道德”來嘩眾取寵，因而也就無助于消除道德失范與網絡暴力，反而容易助長群體的無意識。第四，數字的道德意識形態走向了豐富的現實。道德是人對善的祭祀，如今，互聯網取代善成為真神。有觀點認為，網絡行為的隨意性和網絡的巨大誘惑性，導致網絡用戶主體人格變異和產生諸多不理性的行為、觀念。但需要反思的是，誰要為網絡的隨意與誘惑負責？在隨意與自由之間、誘惑與崇尚之間，我們看到彼岸世界絕不只有美善，超驗世界的神明在數字與現實的溝壑之中棲息，此岸世界才成了我們回首不及的彼岸。類似的案例在我們的今天的現實生活中一直在上演，一些人認為在線金融產品是“從銀行吸血的吸血鬼”，并指出投資者可能并不清楚風險，但當人們已經失去用手觸摸鈔票的感覺時，那代表著整個資本世界的東西都成為一串看不到尾巴的數字時，對風險的判定就已經無法根據風險主體本身來做出了。在數字世界，資本終于和道德至善合二為一，它們終于都成了某種虛無縹緲的東西。總之，互聯網歸根是一種媒介，正如麥克盧漢所言，媒介是身體的延伸，對互聯網的研究，既是對人的心身問題的研究，也是對人的社會本質的研究。雖然互聯網本身包含著巨大復雜性與不確定性，但依然是哲學研究所無法回避的重要樣本，需要我們繼續深入考察。
中央黨校韓慶祥教授：
中國發展現實邏輯中最核心的問題是社會轉型與秩序建構
論壇大家的發言已形成了一個基本共識，即哲學的發展是在解讀經典文本和把握現實邏輯的互動當中來實現的。然而，從目前哲學研究的現狀來看，經典文本研究有余而現實邏輯研究不足。由于對現實邏輯的把握遠遠不夠，當代中國的哲學遠遠達不到時代所要求的水平，在解釋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與中國問題時也往往不在場，由此，當代中國沒有建立起來面向中國發展的形式邏輯和中國問題的真正意義上的哲學，由此一定程度上也失去了哲學的話語權。面對當代中國哲學研究的困境，要重建哲學的話語權，首先需要樹立面向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與中國問題的研究導向，而研究中國問題必須把握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因為真正的中國問題是從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當中而來，對中國問題的研究才能推動哲學的發展；而把握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首先要把握現實邏輯的核心主線，即當代中國社會的整體轉型；研究中國發展的邏輯主線，需要進一步具體把握邏輯主線中的基本環節。論壇以“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與中國問題”為主題，正是“現實邏輯—中國問題—哲學發展”這一邏輯鏈條的必然要求。中國發展現實邏輯中最核心的問題是社會轉型與秩序建構，而社會轉型與秩序建構都面臨著諸多難題，面對并破解這些難題是哲學的使命，唯有如此，哲學才會達到時代、實踐與現實邏輯所要求的水平，哲學的話語權才能真正得到提升。中央黨校哲學部正以此為使命，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在直面當代中國發展的現實邏輯與中國問題的研究中，建構哲學研究的中央黨校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