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法性”概念的起源和被改造

　　即使在西方政治思想的脈絡上，“選舉授權產生合法性”也只是片面的一家之言，何況還被殘酷的現實所質疑。盧梭的“人民主權”可以視為現代性政治的分水嶺，但我們所說的“合法性”概念則起始于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他認為，政治統治的進行不會只基于物質利益、情感和動機，還要有被支配者對統治者的一種政治信仰，即合法性信仰；而什么樣的政治最能獲得合法性信仰呢？韋伯直言就是建立在理性法律基礎之上的有效率的官僚制政府。當韋伯談論合法性的時候，其實就是合法律性與有效性（即有效性政府），其中合法性離不開有效性。

　　韋伯的合法性概念沉寂了半個世紀之后，在冷戰時期被美國學者重新激活，即李普塞特所講的“合法性政治產生于選舉授權”。正如李普塞特所言，他提出這樣的說法是為了配合熊彼特的民主概念，熊彼特把傳統的人民主權意義上的民主改造為“選舉式民主”，即民主就是選舉產生政治家的過程。這樣，在冷戰時期，西方理論有兩個大改造，一個是民主理論，一個是合法性理論。李普塞特把韋伯的合法律性要素置換為選舉授權，有了選舉授權才有合法性政治。同時，李普塞特還繼承了韋伯的有效性思想，認為政府的有效性有助于合法性，而長期的無效性則傷害合法性；并客觀地指出，選舉民主是為了解決社會分裂問題，因此選舉民主的社會條件是均質文化，即今天所說的民主的同質化條件，沒有均質文化的選舉是非常危險的。對此，西方民主理論家達爾和薩托利都給予了反復強調。

　　回到韋伯主義的亨廷頓：“有效性政府”

　　到了上個世紀60年代，選舉授權的民主政治在西方國家陷入巨大的政治危機之中。法國1968年“五月風暴”、意大利恐怖主義泛濫、美國無處不在的民權運動和反越戰運動，都使得西方陷入二戰之后空前的政治危機。在這種背景下，談論西方政治的合法性理論開始流行起來。這歸功于德國新馬克思主義者哈貝馬斯。他認為，資本主義政治出現了政治信仰危機，即合法性危機。與此同時，當時在西方影響最大的國際智庫“三邊委員會”委托亨廷頓等人寫了如何應對西方危機的報告《民主國家的統治能力》，后來出版為《民主的危機》；多元民主代表學者達爾也出版了《多元主義民主的困境》，認為西方國家陷入不平等政治之中，出現了合法性危機。更別說這一時期的發展中國家了，戰后西方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推廣“發展帶來民主”戰略，結果這些國家卻變成了亨廷頓所說的“政治衰敗”乃至“失敗國家”。

　　在這種大的世界政治背景下，亨廷頓鮮明地指出代議制民主理論（即選舉授權）并不能回答、更不能解決現實中的種種難題，因此政府不管是怎么產生的，能夠提供公共秩序的即代表公共利益的制度化政府本身就是合法性；在發展中國家，組織政府者是政黨，因此合法性來源是強大政黨。亨廷頓還一針見血地指出，選舉出來的政府如果不能提供公共秩序，不但不具有合法性，而且還是不道德的，因為政府的職能就是治理，而不能履行治理職能的政府自然是不道德的。這樣，合法性理論的核心依舊是有效性政府，或者說制度化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