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景天魁

　　當代中國社會學應該具有的理論自信包括兩個層面：一是堅信從中國土壤里生長出來的社會學，一定能夠自立于世界學術之林；二是堅信中國社會學不僅能夠回答中國自身的問題，也能夠對回答人類面臨的共同性問題作出貢獻，因而具有普遍的學術意義。前者是社會學中國化，后者是中國社會學普遍化，二者雖然方向相反，但既是相互補充的兩個方面，也是相互融通的兩個階段。

　　社會學中國化孕育中國社會學普遍化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一批留學海外的優秀社會學者回國，開始反思和扭轉鴉片戰爭特別是1894年甲午戰爭以后片面西化、全盤西化的風氣，倡導從中國土壤中生長出中國社會學，提出“社會學中國化”的主張，由此誕生了社會學本土學派，諸如社區學派、文化綜合學派等勃然興起。但由于當時學界認識參差不齊，而且在接踵而來的抗日戰爭和國內戰爭條件下，本土性的研究難以順利開展，使得社會學中國化的實際進程未如預期。

　　20世紀70年代末社會學恢復重建后，費孝通、陸學藝、鄭杭生等學者堅持社會學中國化的方向，扎扎實實地做了大量調查研究，深入了解中國國情和社情。在此基礎上，形成了城鄉發展理論和民族多元一體理論、“三農”理論和社會建設理論、社會互構和社會運行理論等重要學術成果，為社會學中國化和中國社會學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經過廣大社會學人30多年的艱苦努力，中國社會學伴隨中國發展進程，開啟了從“社會學中國化”到“中國社會學普遍化”的新階段。

　　所謂開啟中國社會學普遍化的新階段，并不是說社會學中國化結束了，而是說二者互為表里、相互貫通，社會學中國化為中國社會學普遍化奠定基礎，后者也成為前者的邏輯延伸和更高形式。

　　首先，提出中國社會學普遍化，實質就是爭取話語權，增強理論自信。因為社會學中國化的歷史經驗表明，中國社會學不單單是一個地域概念，并非只要研究中國的、或中國人研究的就是中國社會學。中國社會學要能反映中國社會特質，體現中華文明精髓。它要立足本土，但不能局限于本土，更不能只適合本土，而要努力發掘和發展本土社會學中的普遍化內容。只有這樣，中國社會學才能真正擁有話語權，才能走向世界。

　　其次，提出中國社會學普遍化，意味著我們有能力而且有責任從中國社會學傳統資源中整理和歸納出對解答世界共同面臨的問題具有普遍意義的概念、命題和理論，從中國實現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實踐經驗中概括和提煉出新概念、新命題、新理論。也就是說，中國社會學是“中國化”與“普遍化”相統一的，它是中華文明歷史發展及其復興現實實踐的學術結晶。

　　再次，社會學中國化本有之義就不是簡單地將西方社會學概念搬用到中國實際，而是中西會通——中西之學的兼容會通、綜合創新。而這就必然會走向中國社會學普遍化，即不是囿于中國的特殊性，也不是將這種特殊性推向世界，而是發掘和弘揚中國社會學的普遍性，通過中國社會學與西方社會學之間平等交流、互學互鑒，將中國社會學的普遍性與西方社會學的普遍性相融通，共同推動學術發展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