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改善生活質量的意愿不斷增強。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升，在新的經濟社會環境下，人們的一些重要期盼已經發生轉變。從社會發展的基本需求即低收入階段提高到社會發展更高層次需求的中等收入階段，人們的訴求將更多地關注自己與周圍社會群體生活質量的提高，強調經濟增長的社會效益。也就是說，在經濟發展的舊模式下，我們全身心撲在擴大生產和發展經濟上，顧不上安排生活，只能說提高了“生活水平”，還不能說提升了“生活質量”；在“新常態”下，終于有條件稍稍放緩腳步，回過頭接應一下遠遠落在后面的生活安排，以便讓生產和生活、經濟和社會協調起來，共同前進。

　　第三，加強社會保護的訴求更為突出。在以經濟增長為主導邏輯的發展模式和高速“轉輪”下，不少群體被甩到了發展的邊緣，成為弱勢群體，如下崗失業工人、難以融入城市的“農民工”、失地農民、邊遠地區貧困人群等。這些群體的社會保護長期缺失和缺位不僅造成了新的社會不公，而且也成為社會穩定大局的隱患。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的權利意識不斷增強，對社會保護的訴求也日益強烈。順勢而為，在新的經濟模態下，中央強調要加強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更加注重保障基本民生，更加關注低收入群眾生活，防止平均數掩蓋大多數。通過制度化的社會保護，編制社會安全網，讓弱勢群體和底層民眾分享改革紅利已成為促進社會發展的必然選擇。

　　面對人們重要訴求的轉變，從社會環境的角度看，筆者認為實現中國經濟穩健發展，需要盡快實現三個轉變：價值體系盡快從“經濟主義”向“整體生活幸福”的軸心轉變，行為取向從經濟利益主導向多元價值主導轉變，民眾心態從臣服于市場邏輯向回歸社會屬性轉變。這不僅要求我們用平常心態面對經濟的回落，在經濟發展的社會意義上，它還要求我們重視對發展理念和發展目標的重新定位，并將個人與群體的社會心態和行為取向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的評估系統中。由此，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市場的重新定位以及社會核心價值的重塑和資源分配方式的制度化等對于扭轉人們的行為和價值取向具有重要意義。

　　社會發展拐點條件具備

　　我們認為，出現中國社會發展拐點的一個重要條件是，中國的經濟發展通過多年的積累和努力，實現了溫飽，并逐步走向小康與富裕。在這里，值得注意的一個指標是恩格爾系數。按照聯合國糧農組織提出的標準，恩格爾系數在59%以上為貧困，50%—59%之間為溫飽，40%—50%之間為小康，30%-40%之間為富裕，30%以下為最富裕。根據統計的數據，在2013年，中國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為35.0%，農村居民恩格爾系數為37.7%，說明我們國家在2010年前后已經擺脫了溫飽問題，并在逐步走向小康和富裕。這種恩格爾系數變化的狀況也可以從人們的社會態度上反映出來。在1987年我們做的一次全國城市居民的抽樣調查中，我們發現，那時候人們最不滿意的是物價上漲；在2015年的調查中，我們發現，人們最不滿意的社會問題是社會公平公正。這說明，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的精神追求也隨之發生深刻變化。

　　我們同時也認為，出現中國社會發展拐點的條件，還包括人們的一種被強烈驅動的感受：即對于民眾來說，出于一種對國家的熱愛和參與的責任，強烈地感到要改變現狀，用改革來促進國家的發展；對于廣大干部而言，他們也看到國家與社會在發展中存在的各種問題，出于對民族和對歷史的責任感，也希望通過改革促進國家的發展，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事實上，我們能夠看到的是，當上面與下面這種不約而同的期望與激動，和人們不斷提高的物質生活水平以及由之所產生的更高層次的訴求交織在一起的時候，中國社會發展的拐點就會不可避免地出現和產生，一種萬眾一心奔小康的集體意識越發勢不可擋。

　　總而言之，經濟“新常態”和社會發展“拐點”已漸成現實。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必須要堅持“共享發展”，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增強發展動力，增進人民團結，朝著共同富裕方向穩步前進。可以說，報告全面而深刻回應了我國目前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的特征和要求。我們要不斷加深認識“新常態”所蘊含的機遇和挑戰，做到認清大勢，順勢而為；堅持發展，因勢利導；主動作為，乘勢而上。同時，在經濟“新常態”的環境下，要更加重視社會發展的理念更新和社會發展方式的轉變，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制度不斷協調和優化。經濟結構的調整成為推動社會更好發展的新契機，而社會發展的轉型將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良好信念，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下堅實的社會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