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重要講話解讀系列十】

弘揚中華詩教傳統，以中國精神灌注當代文藝靈魂

——學習《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所思

　　作者：中央黨校文史教研部教授 梅敬忠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創造性地提出：“中國精神是社會主義文藝的靈魂”，要“傳承和弘揚中華美學精神”，“要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傳承中華文化基因，展現中華審美風范。”如何理解？僅以中華傳統詩教為切入點，試析其奧妙。

　　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中國人自古崇尚“詩意地棲居”（海德格爾語），詩歌的傳統悠久、豐厚而魅力無窮。可以說，在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中，詩的品賞與詩的創作，早已成為不可或缺的人生體驗。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唐?孟浩然《春曉》）惜花之情中，平添了許多人生感慨；“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王之渙《登鸛雀樓》）人們登樓觀景時，自然流露出豪邁俊爽的哲理詩情。“行路難，行路難！多歧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李白《行路難》）即便人生道路多么坎坷，也依然信念堅定、志存高遠、勇于擔當、樂觀進取。

　　而“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南唐?李煜《虞美人》）如煙往事的美麗哀愁里，依然透射出高潔理想的光芒。人們兒時的吟誦，長大后仍舊記憶猶新，而且歷久彌新。這就是國學寶庫中古典詩歌藝術的特殊魅力。

　　中國也是一個具有豐厚詩教傳統的國度。不同于西哲柏拉圖極端鄙視詩人并將其逐出理想國之舉，中國儒家政治文化倒是特別重視詩人的創作努力，且極力強調詩歌有其不可取代的教化作用。

　　詩教傳統源自儒家文化，經由歷代儒家經典作家的解讀，借助統治階級為構建主流意識形態及核心價值體系的現實需要而大力倡導，不斷獲取長足發展的生命活力。

　　“詩教”一詞，初見于儒家經典《禮記?經解》篇，所謂“溫柔敦厚，詩教也。”其基本觀點是強調文藝應該為而且可以為國家的政治教化服務，甚至能夠有效地為人的修身養性而達致道德完善服務。因此，所謂“詩教”，不過是以詩歌（文藝）形式來對人進行教化的約稱，是一種特殊方式的以文化人的國家德治教育活動。

　　“詩言志”是詩教源頭的理論闡釋。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先秦時代的諸侯卿大夫，在交往中“必稱詩以喻其志”。春秋戰國時代，“賦詩言志”已經成為人們進行政治、軍事、外交活動時必須熟練掌握的一種工具與手段。

　　“溫柔敦厚”也是詩教傳統中對詩歌創作規范的描述。它規定怨刺必須“溫柔敦厚”，強調“發乎情止乎禮義”、“怨而不怒”等。

　　詩教的核心概念還有“盡美盡善”說、“思無邪”說以及“興觀群怨”說等。

　　明志言情乃為詩。關于“詩言志”還是“詩緣情”，一直都存在分歧。表面上看，儒家詩教傳統只重言志教化，排斥情感的酣暢表達；實際上，孔子詩教思想中也有講求情志統一、以情明志、以文達意的積極主張。漢儒經典《禮記?樂記》和《毛詩大序》，明確提出美刺諫諷說，完整闡述“六義”（風、雅、頌、賦、比、興）的真諦，將情與志緊密結合起來，充分肯定了文藝的抒情性特質。

　　宋代朱熹主張遵循道統，弘揚“詩言志”理念，旨在建構“文道一貫”的“文統”。但他不同于二程所說的“作文害道”、“學詩妨事”，反倒強調詩文創作的合理性，認為在充分體現義理的前提下，其文詞愈美愈好。他正是以自身的理學功力和詩文創作實績，創造性地傳承了儒家詩教主旨，極大地豐富了詩教傳統的內涵，延續并拓展了詩教的影響力。

　　清初王夫之主張“言志”與“緣情”的有機結合。他強調發揮“興觀群怨”的功用，肯定“以意為主”，提倡情景相生，“互藏其宅”。他對詩歌藝術方法所進行的廣泛而深刻地探討，大大提升了詩教傳統中審美抒情的比重。

　　清代沈德潛特別強調詩歌的道德教化作用，在提倡“溫柔敦厚”為主旨的儒家詩教的同時，而又主張追求詩歌藝術的“格調”之美。他極力提倡學習唐詩，注重研習詩歌本身的藝術規律，這就大大抵消了詩教傳統實施中情志分離的流弊，使得“關乎教化、溫柔敦厚、吟詠性情、比興連類”成為了正統儒家詩論的四大基本觀點。其中的“關乎教化”與“吟詠性情”，可稱是儒家詩教傳統的兩大支柱。

　　蘇東坡說：腹有詩書氣自華。古代社會在官德培養與相關制度設計中，特別注意詩教傳統功能的發揮。作為個體的官員乃至君王，也把詩情的涵養當作須臾不可或缺的修為和人生功課。

　　古代詩教傳統能否進行現代轉型，使之服務于當代文藝發展與文化建設事業？答案應該是肯定的。上述歷代經典作家的探索實踐，已經為我們開辟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