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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緣上挨著誰，就和誰合作“這一套過時了

　　“地緣上挨著誰，就和誰合作”，比如內蒙連通外蒙及俄羅斯遠東，云南連通孟中印緬經濟走廊，戰略推進按地域劃分，而非按需求劃分，這樣會有不小的弊端。

　　比如廣西對東盟十國發力，新疆在中亞五國做文章，內蒙古對外蒙古和俄羅斯遠東地區發力。這種發展模式的短板在于經濟結構高度單一、高度同質，新疆賣的產品中亞五國有，廣西賣的產品東盟十國有。這種地緣就近的合作不是雙向的互補，而是單向的輸出，甚至有低水平重復競爭的色彩，不符合當下經濟合作的新趨勢。

　　現在有一種新的模式，以寧夏為例，寧夏是內陸省份，誰也不挨著，它探索出了一種新的合作模式——飛地（經濟）合作模式（飛地經濟是指兩個互相獨立、經濟發展存在落差的行政地區打破原有行政區劃限制，通過跨空間的行政管理和經濟開發，實現兩地資源互補、經濟協調發展的一種區域經濟合作模式），尋求與阿拉伯的合作。

　　區別于地緣就近模式，更深層的就是按照需求導向決定合作模式。這種情況普遍存在，其中有一個案例不得不提，那就是義烏。義烏是中國的一個縣級市，但它發展的是國際貿易。它本身地形上山地崎嶇，地下又沒有資源來生產好的產品。本地的人口大約只有80萬，而外來人口將近150萬，這些外來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優質的外商，主要是阿拉伯人。

　　這種經濟現象值得思考：為什么阿拉伯人寧愿到浙江的一個縣卻不愿到西北的一個省？原因就在于：義烏人敏銳地發現了阿拉伯人的需求，把痛點中的盈利空間都發揮出來了。阿拉伯人對禮拜和飲食有講究，義烏就在清真餐飲和禮拜環境方面下功夫，打造出了一個國際貿易共同體，其中既有他們所需要的宗教文化，又有他們所需要的商業文化。需求的高度契合是阿拉伯人“舍近求遠”的關鍵。

　　義烏的思路是買世界、賣世界，是對方需要什么自己就賣什么，就提供全面的采購和組貨服務，這就是按照需求導向來的。

　　我認為，未來的合作模式還需要往需求導向上靠攏，這才是真正的互聯互通。

　　而且這個“需要”不是坐等出來的，是要敏銳地去發現對方的需求。其實在商業領域，有些需求不是對接出來的，而是生產出來的，或者說不是要迎合需求，而是要去創造需求。當把一個好的產品或是好的服務提供給客戶，會發現其實這激發了一種需求。

　　好比沒有阿里巴巴的時候，人們并沒意識到有電商平臺的需求。但是當這個平臺搭建好，就會發現人們的這個需求被充分激發出來了。所以說我們的需求導向有兩種：對接需求和激發需求。因此我們要在找痛點的敏銳性方面下足功夫。“一帶一路”的企業和城市參與者也要做好理念調整，跳出原來的地緣就近慣性，向需求導向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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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北的振興一定要依托于“一帶一路”的機遇

　　“四大區塊”“三個支撐帶”的聯動也是和“一帶一路”相關的。“四大區塊”是指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振興、中部的崛起、西部大開發以及東部的率先開放和發展。原來的問題在于各個模塊聯動不夠，各行其是。那么“三個支撐帶”是什么呢？十八大之后提到的京津冀一體化、長江經濟帶以及四大自貿區戰略。 現在“4+3”要實現它的互動、聯動，才能解決中國自身的痛點問題。

　　“一帶一路”兩翼有兩個最活躍的地方：一個是發達的歐洲經濟圈，一個是繁榮的東北亞經濟圈。而東北是“一帶一路”上的重要構成，因為東北省份直接對接東北亞經濟。東北和東北亞地緣上非常接近。一般中國人認為韓國的貿易和東北一定是最多的。但現實是，韓國和廣東的貿易最多，江蘇其次，與山東和東北的貿易排在后邊。

　　東北和韓國地緣上接近，但經濟上聯通不活躍，互動性比較差。原因還是前面提過的需求匹配問題，韓國需要的東北提供不了，東北的發展思路和韓國不匹配、不活躍、不對接。

　　所以東北的振興一定要依托于“一帶一路”的機遇，特別是東北亞。在產業上、人才集聚上，東北不同的省份有不同的切入點。例如遼寧的海洋經濟、文化產業，黑龍江、吉林傳統的農業、土特產、制造業基礎。東北不是去產業化的問題，而是需要產業升級。

　　這一點上，不妨借鑒一下韓國的經驗。三十年前韓國的經濟可能還不如東北。但韓國通過產業化——本土化——國際化三個階段，現在打造出全球知名的品牌：三星、LG、大宇、現代等等。所以要給東北一個新的三十年，就一定要有相應的產業支撐和精準的國際合作對象。

　　另外教育資源和人才資源也要跟上。韓國產業強勢發展和大學人才供給密切相關，例如首爾大學、延世大學、高麗大學、成均館大學等為韓國產業發展通過了源源不斷的人才。東北如何培養人才，如何使之成為人才的洼地，把人才留住，這是關鍵所在。當下中韓自貿區建成，東北地區更要主動抓住機遇，調整慣性思維，以敏銳的思維把握需求導向，而不是“等”中央下政策幫扶、“救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