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潘曉珍、中共湖北省委黨校張玉萌

　　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推動了社會結構的迅速變遷。一些新興社會主體——無論是個人或是組織——本身就是不同的利益主體，這必然導致利益差別不斷擴大。在利益調整過程中，不同利益群體逐漸形成，利益差異日益明顯，利益主體意識日益增強，相互之間的利益沖突不可避免，利益內容、利益主體和利益關系日益分化，社會利益呈現多元化格局。而傳統的政府管理模式又導致政府社會管理效能較弱，突出表現為日益多元的社會利益和滯后的社會管理之間的矛盾，社會需求與政府能力之間的張力日漸凸顯。這要求我們創新社會治理方式，逐步推進基層治理法治化，實現社會治理的協同建構。

　　“三管齊下”有序推進基層治理法治化

　　從當前基層治理現狀來看，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機制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公權治理依舊存在其所觸及不到的角落，對某些社會權益和公民權利的關注保護不足，由此可能成為引發基層矛盾的潛在“蝴蝶”。而過分地依賴社會公權治理容易在基層引發規模性的群體性事件，破壞社會和諧穩定，導致社會不穩定因素的增加，不斷挑戰公權治理的權威性、合理性，進而加劇基層治理的難度，甚至使基層公權治理處于被動地位。因此，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基礎在基層，工作重點在基層”，這需要重點做好三個方面的工作。

　　其一，營造基層治理法治氛圍。基層群眾經常是“信訪不信法”，對于問題的解決總是習慣于某些消極極端的方式，這就是法治思維的缺乏，不穩定因素一直“游離”其中，我們需要培育基層工作者和群眾的法治思維，把法治培養成為一種信仰，一種“有事找法”的信仰，掌權者和授權者都懂得運用法律的方式解決問題，進而減少因關系而引發的不穩定因素。改進黨對基層治理工作的領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進基層治理法治化，發揮基層黨組織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中的戰斗堡壘作用，建立重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機制”。其關鍵是打造一支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來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公務員隊伍。在基層經常組織普法宣傳教育，建立起以法治為基礎的生活方式，讓法潛移默化地影響人們的生活，讓法治思想根植民眾內心，讓民眾習慣用法律進行自我約束、自我管制。加大對各農村、各社區工作者培訓，加強群眾的普法教育，最后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處事靠法的良好基層法治氛圍。

　　其二，明確基層治理法治內容。當下對社會基層基本權益的關注度不足，以言代法的現象還很嚴重，很多問題長久積壓得不到解決，容易帶來不和諧、不穩定因素，進而引發群體性事件的發生。社會基層法治治理要以維護群眾合法權益和維護社會穩定為出發點，以目標問題為導向，正如十八屆三中全會《決議》所指出的，要“緊緊圍繞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深化社會體制改革”，要重點參與解決與民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問題，如教育、看病、養老等問題。組織開展幫扶困難戶的有益活動，設立相關的農村社區組織機構，依法化解、調節矛盾糾紛，進而建立起利民、便民、愛民的基層治理法治化治理體系。

　　其三，創新基層治理法治手段。“打官司難”是現如今偏遠鄉村的一個問題，為此全國各地建立起流動法庭、巡回法庭。可以在村莊設立案件審理點，或者充分利用信息互聯網平臺，將民眾的案件進行分類集合，對于可以即時解決的就地解決，無法立刻解決的就分類整理，每隔一段時間組織流動法庭來解決，既減少資源浪費，又可節約時間。注重培育和發展社會組織參與到基層法治化治理中，善于并樂于使用法治的方式和手段來解決問題。如提供矛盾調解、治安聯防等法律服務的社會組織，應壯大基層法治工作隊伍。同時也要注重完善村規民約，加大政務公開力度，暢通民眾訴求表達渠道，形成村民自治、社會協同參與推進基層治理法治化的合力，進而釋放法治治理的巨大“正能量”。

　　“三位一體”逐步實現社會協同治理

　　法治引導下的社會治理還需要構建以政府為主導，以社會組織為紐帶，市場等社會各方力量積極參與的“政府—社會—企業”三位一體的協同創新體系。對此，政府可以從兩個方面著手推動社會協同治理。一方面，明確界定政府與社會之間權責邊界，建立正確的合作網絡。根據國際經驗，建立合作網絡存在多種方式，如服務合同、供應鏈、渠道性伙伴關系、信息傳播和聯結交換臺等。另一方面，建立合作網絡，政府必須要向社會和市場放權，因此政府要掌握四個方面的“授權技巧”。一是向誰授權，即政府要選擇合適的授權對象，評估授權對象的專業技能水平和生產公共服務的能力；二是如何授權、采用什么方式授權，最符合政府和社會的需要，這要求政府在服務外包之前評估成效、調查服務對象的需求狀況等；三是授什么權，政府向社會放權并不是“推卸責任”，也不是“只抓好處”，政府必須明確自己的職責邊界，政府的工作重點在于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四是授權的監督，政府下放的權力并不是“放任不管”，而是需要加強監督，通過調整獎勵和懲罰，來引導承接權力方的行為，保證社會公共服務的績效。

　　社會需要引導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發展，有效推進社會組織的積極參與。引導社會組織健康有序發展，關鍵是要定位和重塑政府在社會組織發展中的角色。第一，政府是社會組織的“培育者”。政府要積極建構多元化的社會組織體系，加快社區自治組織建設，進一步完善社區自治組織體系；重點培育公益類、慈善類和服務類社會組織，充分發揮它們在反映不同訴求、維護弱勢群體權益、滿足公共服務多元化需求方面的重要作用。第二，政府是社會組織的“監管者”。政府需要進一步完善社會組織的監管制度體系，針對不同類型的社會組織，制定不同的法規和相應的制度框架，實現社會組織的“分類管理”。第三，政府還是社會組織的“合作者”。轉變政府觀念，樹立政府與社會組織合作治理的理念。從國際經驗來看，“從對立到合作是政府與社會組織關系演變的共同規律”。對于我國來講，建立起政府與社會組織間的合作關系，既是社會組織發展的目標，也是社會管理的應有之義。同時，鼓勵和動員公民參與社會管理，變“被管理者”為“主動參與者”。

　　市場層面需要積極引導企業等市場主體參與社會治理，以推進社會的多元、有序治理。我國公共服務供給是自上而下的“供給決定需求”而非自下而上的“需求引導供給”，導致公共服務供給結構往往和公民的需求結構脫節，產生“供非所需”的現象。因此，引入市場合作機制，通過政府向市場購買公共服務等形式，逐步建立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多元化供給體制。鼓勵社會資本進入公共服務領域，通過特許經營、服務外包等多種方式，鼓勵民間力量參與提供社會公共服務，構建多元化的社會服務供給體系。充分鼓勵社會多方力量參與供給，通過引入市場競爭方式實現公共產品供給的市場化、社會化，形成多元競爭格局，構建多層次的公共產品供給體系。總之，通過社會協同治理逐步構建多元化的社會公共服務供給體系，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基層政府創新社會管理與維護社會穩定互動機制研究”（12BZZ046）中期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