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中國研究的“精彩”時刻

——訪哈佛燕京學社社長裴宜理

　　9月是學校開學的日子，也是燕京學社迎來新學員的日子，是一年中最忙的時候。我發出采訪申請，沒想到很快就收到了裴先生的回復。幾周后，我在燕京學社辦公室見到了裴先生。她的日程非常滿，我幾乎是踩著上一個拜訪者離開的腳步進去的。裴先生略有疲倦，坐在堆滿書籍的辦公桌后，她大概連轉個身的機會都沒有，就開始接受我的采訪。

　　“一手”素材對研究很重要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出生于中國上海，父母當時是上海圣約翰大學教授，您一直以來專注于中國革命史的研究，這是否與您家庭背景有關？

　　裴宜理：我的父親是歷史學家，母親是文學家，他們在上世紀30年代相識于上海并在那里結婚。父親在圣約翰大學教書，母親剛開始是在圣瑪麗女子中學教書，之后也轉入圣約翰大學。我的父母在中國生活近20年，他們對中國一直都有很深的感情。我想這個應該對我還是有影響的。但是，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

　　我對中國革命政治投入興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上大學的時候（我在美國上的大學）正值越南戰爭，我和當時的大部分美國大學生一樣，都反對戰爭，為此我們投入到各種反戰活動中去，如參加反戰游行等，我甚至有一次在抗議活動中還險些被捕。而中國當時正好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其政治生態讓人充滿好奇。因此，我對中國的政治產生了很大熱情和興趣。當時還有一個想法，認為對中國政治的研究會有助于了解越南的情況。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再回到中國大陸的時候是1979年——進入南京大學歷史系學習、調研，能否講講您當時的經歷？

　　裴宜理：是的，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我就申請到大陸做調研訪問。在此之前，我在中國臺灣學習，也在日本學習過。當時，我在南京大學歷史系茅家琦教授和蔡少卿教授的指導下開展調研。那個時候中國還比較封閉、貧困。雖然申請比較困難，但是最終我還是被批準去淮北做調研了。在當時的情況下申請去調研、查檔案資料都要求有很具體的說明，比較具有挑戰性。留學生當時都有指導老師，在老師的幫助下，我們的學習、調研進展相當順利。茅家琦和蔡少卿兩位指導老師給我推薦各種資料和研究素材，那些東西是我靠自己很難發現的。同時，他們也把我介紹給諸如圖書館館長、檔案館館長這樣的人，向他們推薦我做的研究。我很幸運，遇上了博學的教授，為我打開各種求知之門，因而學習和調研得以順利完成。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的《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獲得了1993年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有評論說，它的成功立足于大量原始資料的利用。

　　裴宜理：我傾向于認為在中國大陸實地了解其他地方沒有的資料對我的研究很重要?！渡虾ＡT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這本書的資料收集主要是在上海市，特別是上海市檔案館、上海社會科學院兩個機構。我同時也參觀了上海的一些工廠，采訪了老工人以及參與當時組織工人運動的地下黨等。

　　近期完成的研究安源的項目，雖然主要是在江西安源做的調研，也從南昌收集了一些資料，但是我也在其他地方比如北京、南京等地做了采訪，查閱了不同地方的圖書館資料等。自1979年后，我進行的主要研究都是利用中國大陸的資料或是基于這些資料完成的。

　　中國革命史提供豐富學習寶藏

　　《中國社會科學報》：從您長期的觀察看來，您認為中國革命的特殊之處在哪里？

　　裴宜理：革命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而且中國革命無論從時間還是地域跨度來說都更具挑戰性。首先在時間上更漫長，如果說從中國共產黨成立算起，到1949年成立新中國，幾乎30年的時間，這是個很漫長的歷程。其次，從地域上講，中國革命范圍所跨區域之廣也是罕見的。從大城市如上海、北京，延伸至農村；從海陸豐到江西、云南等地?？傊?，無論在地域、社會、還是文化等各個層面，中國革命都面臨多樣性的挑戰。在不同的地方開展工作，需要采取不同的戰略來應對不同的問題。中國革命擁有在不同環境下斗爭的豐富實踐，這是為什么我認為中國革命史可以為后繼者提供豐富學習材料的原因。

　　雖然中國革命當時是學習蘇聯，但是相比后者革命根據地主要是在城市、革命依靠對象主要是工人和市民，中國的革命不僅只在城市，而且蔓延至農村并發展成根據地，參加者不僅有工人、農民，還有學生等。而且中國革命的經歷更曲折、更艱難，但同時也提供了更豐富的經驗。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的新著《安源：發掘中國革命之傳統》認為“安源革命展現了那種與地方精英合作、靈活地運用中國文化傳統、以非暴力和工人教育為特質的革命范式”，而在您的多篇研究中也常提到文化與治理的關系，這是一個很獨特的視角。

　　裴宜理：是的，我寫作中經常提到“cultural governance”，這個詞我還沒有找到準確的中文翻譯，即便在英文里，也沒有很好的解釋。這個詞的意思是說，治理者通過使用文化符號、儀式，包括本土的、外國的文化素材，來提升和加強其統治的合法性。我用這個詞就是想表達文化與政治的關系。

　　中國革命領導人如毛澤東、李立三等對文化傳統在革命中發揮的作用尤為重視，他們善于利用傳統文化、禮節來動員群眾，讓群眾感覺到他們領導的革命是“中國的”，是他們可接受的、所認同的。當然，中國革命最初是向蘇聯學的，但是這些革命領導人非常善于將拿來的東西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并利用中國本身的文化符號、習俗，讓老百姓更容易接受和認可。

　　我在去安源等地做調研的時候，感受到了當地人談論“革命”的熱情、回憶革命歷史的熱情，因為在他們看來，正是革命，讓人們獲得了尊嚴和社會地位，因此他們對革命的歷史充滿自豪。

　　在當代中國政治中，也可以看到對文化傳統的強調。如習近平主席訪問曲阜、參觀孔府，通過“重訪”中國傳統文化符號，向民眾傳遞出當下中國對傳統文化的傳承，塑造共同的認同感。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中華民族復興的“中國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都是通過傳統文化符號來展示當代政治對傳統文化的認同和強調。

　　誠然，每個國家或者政府都會使用文化符號來尋找文化認同、引發民眾共鳴。但是，中國革命尤為表現出對文化傳統的重視。我認為其中原因之一，應該是來自傳統儒學的影響。儒學強調文化具有強大的力量，所以文化的重要性才被中國革命領導人如此強調。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別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