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掌哈佛燕京以創新求超越

　　《中國社會科學報》：2008年起，您開始擔任燕京學社社長，有人說您開啟了燕京學社“裴宜理”時代。能否談談您在燕京學社的學術創新？

　　裴宜理：我擔任社長以來，我們在變化的同時也延續繼承了哈佛燕京學社的核心項目，即訪問學者、訪問博士生項目，這兩個項目是我們的旗幟項目。當然，我們也進行了一些創新。

　　首先，改變遴選程序。之前要面試所有申請人，現在是先經哈佛教授審閱申請做出篩選后，選中的人才進入面試，通常占所有申請人的一半。另外，面試也不再由學社社長、副社長去執行，而是由一位哈佛老師和另兩位申請人所在國的學社校友去面試。還有一點，以前是我們去每個申請人的學校，現在則是申請人來指定地點面試，這樣的程序似乎更復雜些，但是也更有效。

　　其次，引入導師制度。為每個學員配置一個導師，這些導師通常是和學員研究方向相同或者相近的教授。有來自哈佛的，也有來自波士頓地區其他大學的。甚至還有學員去波士頓之外的其他大學，只要得到對方同意和支持，我們也愿意讓學員去美國各地完成他們的進修。這樣做的目的就是讓學員到了美國之后，不覺得自己是孤立的，而是和哈佛或者其他大學的老師有正式的學術關系。同時，我們對訪問學者也提出了要求——以小型研討會的形式，讓每個學員就其研究領域用英文主講，由他的導師來主持和評論。這種研討會是完全公開的，面向全校以及校外所有對此感興趣的人。學期結束后，我問學員他們收獲最大的活動是什么，他們認為主講一期研討會收獲最大，因為就此認識了很多美國同行。

　　另外，我們也和哈佛其他伙伴機構進行合作，比如和拉德克里夫高等研究院（Radcliff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每年他們會接受一兩名哈佛燕京學社學員。如果我們的學員對其他機構或者系所感興趣，我們也會在那里設置他們的辦公室。這樣做的目的還是為了讓學員更好地融入哈佛，讓更多美國讀者了解他們的研究。為此，我們還資助我們的學員，包括已經畢業的，讓他們參加美國亞洲協會年度會議并提交論文等，以此拓展學員們的學術視野以及學術圈。

　　我們也引入了培訓項目，不僅在哈佛校內，而且在亞洲合作高校和機構展開。在哈佛校內的培訓由老師自愿發起，燕京學社幫他們在亞洲招生并提供獎學金，培訓學科包括比較文學、藝術史、藏學、泰國研究、拉美考古等。在亞洲各國及地區的合作機構也開展培訓，比如在中國的南京大學、復旦大學、香港大學等，以及在越南、韓國等地，學員一般在20人以內。

　　還有一些新的項目，比如資助校友出書、組織研討會并出版會議論文集；和新加坡國立大學、香港大學合作培養來自東南亞國家的博士生；資助印度研究中國問題的博士生項目，還有一個值得一提的、很成功的項目是我們的碩士生項目，到現在已有18個畢業生，他們中有一半在哈佛完成博士教育，另一半入讀其他名校完成博士教育。

　　大學教育文理不可偏廢

　　《中國社會科學報》：前不久，日本教育改革宣布縮減文科教育。之前，美國也有縮減文科課程的報道，您怎么看人文社科的發展？

　　裴宜理：我對這樣的發展趨勢很擔憂。這種趨勢不僅是在亞洲國家，在美國也同樣存在。縮減對人文社科的投入，而將財力人力大量投入到理工科、醫學、工程等，全世界的高校似乎都一樣。但是，也有一些情況是令人欣喜的，如向來以理工科著稱的清華，近年來不斷加強它的文科教育。清華大學歷來是出中國領導人的地方，我認為文科教育背景對培養領導人很重要。如果清華不只是想在理工領域領先，還要在其他領域領先，特別是想培養出更多領導人的話，那么清華無疑要加強其人文社科教育。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認為是什么因素在制約人文社科的發展？是因為缺少資助，還是就業困難？

　　裴宜理：人文社科缺少資助，這是一直以來就存在的問題，不是新問題。在我看來還有一個原因，就是現在大學排名的影響。一些機構在大學排名時，片面強調醫學、理工科優勢，而將人文社科置于相對低的位置和分值，所以，大學之間為了相互競爭，讓自己在排名中更占優勢，只能強調對醫學、理工科的投入，而忽視對人文社科的投入。

　　《中國社會科學報》：哈佛燕京學社從成立之初，就致力于推進傳統、推進人文社科的發展，這么多年一直未變。

　　裴宜理：哈佛燕京學社從成立之初起，就是因為意識到高等教育過度關注理工教育而忽視人文社科，才致力于培養人文社科人才，發展人文社科。今天，哈佛燕京的使命顯得更為重要，因為當今世界對理工學科的關注更甚。當然，對醫學、科技、工程等領域加強投入很重要，但是如何來利用這些科技、如何讓它們造福于社會，我認為人文社科的訓練也是很關鍵的。

　　《中國社會科學報》：哈佛燕京學社還有一個推動人文學科的項目，這就是多年前和三聯合作策劃出版的三聯·哈佛燕京學術叢書。這個項目成就了不少年輕學者。

　　裴宜理：自1994年出版第一輯以來，這套叢書已經有21年的歷史了，出版書籍近百種。當初出版該叢書的目的，是為還沒有資歷的年輕學者的原創性著作提供出版機會，很多作者借此一舉成名，第一本書就成為他們的代表作。

　　《中國社會科學報》：叢書多年來一直秉承“只求學術不求聞達”，在這個商業化的時代，要堅持這個原則會不會比較難？

　　裴宜理：我們很幸運，有三聯這樣專業的團隊多年來嚴格把關。叢書一開始就實行匿名評審，嚴格篩選，這在一定程度上也為其他學術出版起到了示范作用。相比而言，哈佛燕京學社因為不需要籌款，沒有資金壓力，所以不需要在學術與商業化之間掙扎。但是，這對于很多大學、出版社來說確實是個問題，他們因此面臨很大壓力。我們也出版哈佛東亞研究期刊，可是它并不能給我們帶來經濟收益。但是這幾年，由于有了電子版——更多的學者喜歡閱讀電子版——回報因此也增加了。即便如此，回報依然低于成本。但是，我們覺得即使是在賠錢，也要繼續，因為這是很重要的學術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