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意味著經濟思維、政策哲學和經濟制度的革命性變革

　　如今最高決策層審時度勢，痛下決心實施供給側改革，確實是勢在必行、別無選擇。供給側改革需要壯士斷腕之堅強決心，從表面和短期看，至少要從如下幾個方面著手：其一，必須堅決剔除那些年年虧損嚴重、依靠信貸資金和財政補貼維持生存的“僵尸企業”。其二，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辦法，鼓勵或迫使企業去杠桿、去負債、努力增加資本金，不能再依靠信貸資金盲目擴張。譬如，對于負債率超過65%或60%的企業，商業銀行堅決不準再給予授信。其三，盡快摸清房地產庫存情況和未來需求變動趨勢，不再盲目大規模建造保障房和廉租房。政府可以出資購買商品房，轉為廉租房和保障房使用，房地產企業必須適當降價讓利，加快消化庫存。其四，貨幣政策和信貸政策需要堅持間接調控和直接調控（精準調控）相結合，切實解決我國面臨的信貸結構極端不合理問題。其五，財政資金必須大幅度向教育、醫療、社保、公共服務等關系普通百姓民生疾苦的方向傾斜，尤其是要切實解決廣大農民家庭上學難和看病難的現實問題。其六，繼續或者大幅度降低企業稅負，簡化稅制，取消一切不合理的亂收費，讓企業尤其是新創企業有寬松的生存和發展環境。

　　從深層次和長期看，真正的供給側改革必然意味著經濟思維、政策哲學和經濟制度的革命性變革，它是一場真正的革命。供給側改革絕非簡單地從需求管理轉向供給管理，本質上是從政府主導和管理經濟徹底轉向市場主導和調節經濟。1950年代西德經濟部長（后擔任總理）路德維希·艾哈德實施的社會市場經濟政策、1980年代英國撒切爾政府和美國里根政府的經濟政策革命，都是以“小政府、大市場”為基本目標的供給側經濟政策革命。縱觀全球各國實施供給側改革或供給學派經濟學的歷史經驗，要而言之，有如下五項：其一，從“大政府、小市場”徹底轉向“小政府、大市場”；其二，大幅放松或取消管制，激發企業家精神；其三，大幅降低稅負，簡化稅制；其四，改革國有企業，將其部分或全部私有化；其五，鼓勵或補貼教育和科研，激發實質性科技創新。

　　要實施供給側改革，各級政府就必須進一步簡政放權，該撤銷的政府機構必須堅決撤銷，該還給市場和企業的權力必須堅決還給市場和企業，該取消的各種管制必須立刻取消。還要建立一個真正的內在制度或機制，防止政府重新收回權力或蓄意制造新的權力。

　　供給革命的主角不是政府和官員，而是企業和企業家。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是供給學派經濟學及其政策主張的精神靈魂，也是熊彼特經濟學和凱恩斯經濟學最本質的區別。激活企業家精神，就必須給所有企業創造公平公正開放的競爭環境。這一點對我國而言尤其重要和艱難，亦是供給側改革最難以突破的地方。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新華網，2015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