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高成本是供給側的致命傷。如何看待企業生產經營成本問題？如何通過改革來解決？

　　張卓元：企業成本高是個大問題。這些年來，我們在降低企業成本上下了很大功夫，為企業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政策環境。但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實體經濟企業成本高企的問題仍十分突出。這不僅表現在勞動力、水等成本呈現趨勢性上升上，而且表現在融資、流通等成本長期居高不下上，還表現在一些隱性收費項目屢禁不止上。前不久，一個朋友家的孩子談辦企業感受，總體上還是認為現在企業負擔有些重，一些窗口部門辦事人員甚至故意難為企業，給企業增加了負擔。在經濟上行周期、市場環境好，成本高一點低一點，企業還可以忍受。但現在國外市場需求疲軟、國內經濟又面臨“三期疊加”的壓力，過高的成本會給企業帶來巨大負擔。“拉弗曲線”有一個轉折點，在此點之下，即在一定的稅率之下，政府的稅收隨稅率的升高而增加，一旦稅率的增加越過了這一轉折點，政府稅收將隨稅率的進一步提高而減少，我們一定要認識并不是稅率高稅收就一定多這個道理。

　　降低企業成本，要多管齊下。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轉變政府職能、簡政放權，進一步清理規范中介服務。要降低企業稅費負擔，進一步正稅清費，清理各種不合理收費，營造公平的稅負環境，研究降低制造業增值稅稅率。要降低社會保險費，研究精簡歸并“五險一金”。要降低企業財務成本，金融部門要創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環境，為實體經濟讓利。要降低電力價格，推進電價市場化改革，完善煤電價格聯動機制。要降低物流成本，推進流通體制改革。

　　記者：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堅持哪些原則？注意些什么？

　　張卓元：除了要堅持正確改革方向等大的原則外，起碼還要注意兩點：

　　一是難度很大。目前供給側存在的問題，都是我國經濟面臨的突出問題，與就業等事關國計民生的事息息相關。比如去產能，勢必涉及企業的重組甚至破產，會直接影響到一些人的吃飯問題。因此，一下子步子邁得過大，某些方面可能承受不了，要妥善處理社會穩定和推進改革的關系，處理好穩增長和調結構的關系。

　　二是盡量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混合所有制改革還可以加快一些，拉動經濟增長的潛力也大。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加快壟斷行業改革，不僅有利于國有資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競爭力，也有利于各種所有制資本取長補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提高一些自然壟斷領域的資源配置效率。我國經濟改革的實踐也表明，完善公有制經濟，允許體制外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是一項非常成功的增量改革。在改革的強力推動下，我國經濟迅速起飛，經濟增速三十多年平均達到近兩位數，在此基礎上，不僅國有資本成倍大幅度增長，各種民間資本和居民儲蓄存款也大量增加。新增長點多了，就可以對沖一下主動改革帶來的經濟下行壓力。

　　記者：從世界經濟發展歷程看，有哪些相關改革經驗教訓可以汲取？

　　張卓元：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經歷了一輪時間較長的繁榮，創造了低通貨膨脹率、低赤字、低失業率的“三低”奇跡，并最終出現了財政預算盈余。不少理論分析都認為，為美國經濟繁榮奠定基礎的是上世紀80年代的前總統里根。里根經濟政策的主要內容是通過減稅和加速企業折舊，以及改革一系列有礙于生產的規章制度，為企業經營者提供寬松的環境和政策空間，調動企業經營者和投資者各方面的積極性。這對我國的啟示就是，在供給側改革過程中要高度重視企業減負工作，大力推進結構性減稅，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讓企業輕裝上陣。（記者 馬志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