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改革需要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財經》雜志高級觀察員兼副總經理 張燕冬

　　供給側改革的提出是鑒于中國經濟結構調整中所出現的矛盾和問題，其核心是依靠需求端及三駕馬車這個模式已經難以為繼，而以勞動力、資本、制度、科技、土地、創新等要素的供給側改革有著潛在的制度和經濟動能的潛力，有可能促進市場的活力和經濟全要素生產力穩步的持續發展。今年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五大任務，實際上已經勾勒出供給側改革的重要領域和范圍，同時也表明供給側改革不僅僅是針對經濟形勢的暫時性的措施，也是一項全局性的戰略性部署。

　　第一，當前，國家的決策和執行有一定程度的脫節，我們決策的預期跟決策的結果中間距離還是比較大的，它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這個復雜性需要我們跳出供給側去談供給側，不僅要看到現階段供給側這方面的要素被我們忽略了，更要看到供給側所共同形成的一種難以割舍的復雜性和相關性，就是與需求側共同形成的復雜的相關性和復雜性，更重要的是要看到供給側不同領域存在的相互沖突和關聯性，找到其間的邏輯關聯和相互關系，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如果我們以供給側的改革作為解決問題的途徑，我們更要看到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公共產品的供給是要納入相當的內涵，這也是非常重要的。其本質還是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的治理能力及如何限定政府在現階段的職能去做政府應該做的事情。所以，這也是一個供給側背后的核心問題。

　　第三，如果把供給側改革作為中國經濟發展戰略部署的話，我們需要有一種歷史感和比較鑒別能力。供給側理論是產生于美國上世紀70年代末，任何理論的形成都是受到當時歷史階段環境和所要解決的問題的途徑相關。像美國供給學派的產生，它當時是受芝加哥公共選擇理論的影響，其實也是古典經濟學理論和新古典理論的翻版，所要解決的不僅是凱恩斯理論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不能否認美國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時期凱恩斯主義的積極影響，而且它不僅是凱恩斯主義所造成的影響，更是西方政府擴權，行政官僚主義長達一個世紀的負面影響。中國的復雜性在于我們要把西方相對清晰的各個不同歷史時期所形成的價值理念，我們要在同一歷史時期評判，包括中國的問題確實比美國復雜，因為當時美國在經濟蕭條的時候所要解決的是政府相對集權的問題，因為美國過去的政府是隱性的，工業革命之后大量農村人口進來它需要政府提供相關的公共服務的東西。所以，美國當時強調政府的權利。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對這個政策實行了反彈。所以，中國事實上既要解決由于過去政府該放棄的沒有放棄的部分，同時我們還要去做政府應該做的那部分。所以，我們一定要防止在這個歷史階段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同時兼具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