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決定農戶是否貧困的標準很難簡單劃定。若從外在指標看，比如家庭儲蓄、住房、日常消費水平，低保戶的數量，光棍的多少，都是很重要的指標。不過，最重要的指標則在發展能力上面。貧困更多不是收入與消費水平，而是是否具備發展能力，尤其是代際之間傳承的發展能力。

　　從住房上看，北方農村的農民幾乎將所有收入都用于建房，建一棟高大的樓房，是農民幾乎終極的目標，生活卻十分節儉以至到了苛刻的地步。2004年到陜西關中的武功縣調研，農民說他們不喜歡吃肉，一個農戶，住高大樓房，全年卻只買了五斤肉。現在關中農民不吃肉的消費習慣依然未變，不是真的不喜歡吃肉，而是“天天吃肉，再大的家當也要吃垮”。西南地區的農民就會對北方農民的節儉不可思議，認為人生一世，不吃不喝有啥意思？再困難也得吃好一點。所以貴州農民到浙江打工，一到發工資的日子必要大吃大喝。前不久到湖北秭歸農村調查，一對老年夫妻都已70多歲，一個45歲的兒子是光棍，剛殺了兩頭各重300斤重的年豬，問殺兩頭豬是不是太多了？她回答說，兩頭還多？人均還不到一頭呢！的確，在靠近重慶的鄂西南地區的湖北恩施、宜昌，一戶殺二、三頭年豬的消費習慣一直如此。再窮也得吃肉。在長三角的浙江、上海農村，農民生活上比較節儉，精打細算，但絕對沒有到了象關中農村生活苛刻的地步，而是吃得不錯，穿得不錯，住得也不錯。

　　在湖北秭歸調查發現，秭歸很多農戶都花10多萬、20萬元建了不錯的樓房。吃得又好，又建樓房，應該是不貧困了。不過，幾乎所有農戶手中都沒有多少存款。秭歸農村是山區，農業收入當然不高，但正因為是山區，所以更早出去打工，打工是可以掙到錢的。調研的兩個村，村中年輕人主要是到城市建筑工地上干比較臟和累的活，他們說，這樣的活比較自由，也比較能掙錢，至少要比在工廠流水線上自由多了。不過，在工地干活，往往日工資高，年收入卻不一定高，因為工地干活沒有保障，往往是一段時間有活干，一段時間沒有活干。尤其是，很多人每年只干半年活，還有半年時間在家休息，因為半年干活掙的錢夠全家一年吃喝了。秭歸農村，農民建房90%以上是要借錢的，房子建起來了就要趕快還清借款，這個時候，全家動員，以賺錢還債為首要任務，這個時候的農戶打工是最能掙錢的。一旦還債了債務就不用再拼死拼活打工，就早點回來過春節，晚點出去務工，一年外出務工也就只半年時間了。

　　秭歸農村不僅吃肉多，吃得好，而且人情極多，也極大。農戶收入的幾乎1/3用于人情開支。我們訪談的幾個村干部，幾乎每年收入的1/3要用在人情上，一年送出去的人情竟要1-2萬元。一般農戶一年所送人情也要占到家庭總收入的大概1/5，送出去的人情要五、六千元是最少的了。調研中，有些農戶辦紅白事收到的禮金竟然可以達到七百份，少的也有一百多份，農戶的人情往往是在超過一百戶的范圍內進行的，所以，農戶的人情頻繁，農民收入都吃了酒席。為什么要辦那么多的酒席及為什么要參加那么多人情？秭歸農民的說法是，不參加人情，再見面不好意思。人活著總得有幾個朋友，總要在乎別人的評價吧。這個意義上，秭歸農民是生活型的，今天過好今天的日子。在秭歸農村調查，發現有不少農戶買3萬多元的面包車作為代步工具，而他們的家里幾乎沒有積蓄。他們買車僅僅是為了方便，不是為了給別人看。在長三角，農戶買車一定要買好一點的上檔次的車，不然就不買，不然就不如不買，因為車的檔次太低沒有面子。是汽車的消費功能而非其實用功能決定了長三角農村的農民買與不買車。成都滿大街都是作為代步工具的低檔車，這與成都人講求生活的“安逸”是有關系的，秭歸農民也很講究生活的“安逸”。

　　秭歸農民即時收入即時消費，收入多則消費大，收入少則消費少。農民有一套很重要的自身調節機制，從而出現了他們很少有父代為子代積蓄，子代可以通過剝削父代來獲得發展能力的機制。其最嚴重的后果是，在全國性的婚姻市場上，因為子代無法獲得父代經濟上的支持，而很難在婚姻市場上成功，所以光棍越來越多。而且，一旦農民家庭遭遇天災人禍，缺乏抵抗的能力，所以低保戶就更多。因為即時消費，子女可能受到的教育就相對較差，從而就更加缺少發展的能力，等等。

　　四、

　　決定農戶家庭積蓄的主要因素是收入與消費的剩余，收入越多，消費越少，儲蓄就越多。目前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的形成，使全國農戶都可以獲得不差的收入，其他影響農戶家庭收入的因素都不是決定性的了，全國農村農戶儲蓄的差異在于消費。上海農民幾乎不在人情上消費，秭歸農民則有接近1/3的收入用于人情，最終吃喝掉了。秭歸農民收入是為了消費，即時消費而不儲蓄就是很正常的事情。而長三角以及北方農村，收入是為了更好地服務于子代家庭，為子代家庭創造更加有利的發展環境才是擴大收入的目的，因此，努力擴大收入及精打細算就是重要的。

　　而最為重要的決定是否貧困的因素在于，這些積蓄能否轉化為發展的能力，其中的一個焦點就是子女受教育的程度。與其吃掉不如建房子。與其在村莊中建房子不如到城市買房子，與其買房子不如讓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

　　這樣說來，當前農村的貧困問題的根本與關鍵不是收入與就業問題，更非農業問題，而是觀念和文化問題，最終是教育問題。

　　既然是觀念和文化問題，外面就不能在扶貧問題上過于著急。文化的轉變需要一個較為長期的過程。國家通過低保等守住底線是重要的，在未解決文化與觀念之前，外界試圖讓農民致富則是無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