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供給問題:既有供給過剩,更有供給不足問題
現階段中國供給結構的問題呈現頗為復雜的局面——既有產能過剩、房產積壓等供給過剩問題,又有供給不足,特別是創新性供給不足、公共服務性供給不足問題。
提出“供給側改革”,我認為與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實行的刺激需求政策有關。面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當時決策層提出四萬億投資計劃。對此問題,我的基本看法是一分為二。一方面,這是“事出有因”,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經濟發展面臨巨大壓力,推出此舉就是要抗擊這個風險;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四萬億投資的“政府主導型”色彩太濃,而且所投資的一些項目效果不佳,出現一定程度的產能過剩。因此,應該用一分為二的觀點看待,有所肯定,也有所否定。
當前,中國的供給環境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期間相比已經發生重大變化,這種變化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目前中國存在供給不足的問題,特別是公共服務領域供給嚴重不足。很多地區的教育、醫療、廉租房、社會保障、環境保護、基礎設施等公共服務方面還有很多欠賬。至于創新性的供給,無論是新產品、新產業,還是新業態,更是嚴重短缺。因此,不能籠統說現在中國全面供給過剩,還有很多方面是不足的,而且這些不足相當一部分是政府應該做卻沒有做好的。另一方面,中國也確實有結構性的供給過剩問題。到底中國是供給不足,還是供給過剩,我認為是結構性的,有的方面供給不足,有的方面供給過剩,兩者并存。
2015年5月,我在《改革與戰略》雜志發表的《中國新階段經濟發展與改革趨勢分析——2015年2月在廣東所作的學術報告》(以下簡稱《趨勢分析》)一文中,提出了中國新階段經濟發展中的三個突出問題:“第一個大問題,部分行業產能嚴重過剩問題;第二個大問題,地方債務風險以及杠桿率過高問題;第三個大問題,房地產衰退問題。”④一年將過去,實踐證明這三個判斷是正確的:2015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五大重點任務——“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其中前三個“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與“三個突出問題”基本精神“不謀而合”。當然,現在問題更為復雜,其主要表現為四個突出問題。
第一個突出問題仍然是產能過剩。產能過剩問題是供給問題,是產業層面的問題。近年來,我一直十分關注產能過剩問題。我曾經提出:“在工業內部確實存在不少現實問題,如產能過剩呈現多產業、長時間的突出特點。”⑤在一次國家宏觀經濟問題討論會上有學者提出:“產能過剩是一個偽命題,認為中國沒有產能過剩。”我指出:“不能用傳統計劃經濟的思維來看待,而應該用市場經濟的思維來看待。即使轉換思維模式,產能過剩也是個實際問題。不僅傳統的鋼鐵、鐵合金、焦炭、電石、化工、造船、水泥、電解鋁以及紡織等產業,而且太陽能光伏、手機等新興產業,都面臨不同程度的產能過剩壓力。一些領域產能過剩已超過警戒線,致使企業經營效益大幅度下降。”⑥
要從理論上來理解和把握產能過剩問題,需要確定產能過剩的標準線是多少。一種說法是把產能利用率81%~82%作為判斷產能是否過剩的分界點;⑦另外一種看法是參照國家發改委有關司局的標準,它們一般是把產能利用率78%作為把握產能是否過剩的分界點。我認為,以80%作為判斷產能是否過剩的標準線比較合理,大體上就是八成以上是不過剩,八成以下為過剩;75%以下為嚴重過剩,用75%這個標準衡量,雖然我們國家總的工業產能利用率還沒有到75%,但某些行業已經低于75%,如鋼鐵、水泥、電解鋁等。
中央決策層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受產能過剩的困擾。如果不解決產能過剩這個結構性矛盾,就很可能會出現工業品價格持續下降、經濟難以持續增長等問題,企業效益也無法提高。鑒于國內大部分產能形成于世界經濟增長黃金期面向外需以及國內高速增長階段,并因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致使部分產能有所擴大,因此,僅僅依靠刺激國內需求難以完全解決產能過剩問題,必須通過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方式才能得到根本解決。
第二個突出問題是房地產庫存積壓嚴重,即“房地產需要去庫存化”問題。我在《趨勢分析》一文中曾用三張圖——全國商品住宅房價與收入比、土地和商業住宅銷售增長率、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減弱圖來反映房地產庫存積壓問題,特別表明對房地產下一步的發展比較擔憂⑧。現在,全國城鎮居民“人均住宅面積”(其中有不合理的占有差別因素)已經接近發達國家水平,除去部分年輕人和進城務工人員外,總體上說,供求緊張的時代基本過去。目前房地產正面臨中長期拐點,當然,不同城市、不同區域、不同類型的房地產分化加劇,除了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這幾個大城市以及部分人口支撐因素比較有利的地區之外,相當一部分城市的房地產遇到困難。
自中央提出“商品房需要去庫存”的概念之后,首先需要界定什么叫“商品房庫存”,“衡量標準”是什么。這里有三個口徑:(1)窄口徑,指“已竣工”可供銷售但尚未銷售出去的商品房建筑面積累積值;(2)中口徑,指前者加“尚未竣工”正在建設并已經“獲得預售資格”但尚未銷售出去的商品房建筑面積累積值;(3)寬口徑,指前兩者加已經批準“正待開工”商品房建筑面積累積值(作為潛在的庫存)。討論“商品房需要去庫存”,我主張用寬口徑,但全面準確的數據一時還拿不到。
就數據可獲得性而言,我采用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商品房待售(空置)面積的有關數據。從該數據的時間趨勢看,2007年之前中國房地產庫存水平規模有限,且增長頗為緩慢,但之后增幅相當明顯,特別是2011年之后增速異常顯著,2015年達到頂點(見圖-2)。
圖-21995—2015年全國商品房待售(空置)面積年度變化情況(千平方米)
資料來源:CEIC。
以上是1995—2015年全國商品房待售(空置)面積年度變化情況。按照“砸核桃”的方法看看里邊的結構,整個商品房待售(空置)包括四部分:一般住宅、別墅高檔公寓、辦公樓、商業營業用房。各類型商品房待售(空置)面積的年度變化情況通過圖-3可以得到反映。
圖-31995—2015年各類型商品房待售(空置)面積年度變化情況(千平方米)
資料來源:CEIC。
由圖-3可見,待售(空置)住宅的增長態勢與圖-2全部待售(空置)商品房的增長態勢大致相同,近年來也是擴張迅速;待售(空置)別墅、高檔公寓雖有一定的增長,但幅度較小。而待售(空置)辦公樓和商業營業用房則幾乎沒有增長。由此可以看出,近年來商品房庫存水平的急劇攀升并積壓,主要歸因于商品住宅庫存積壓,小部分歸因于別墅、高檔公寓庫存積壓。
近十年商品住宅庫存水平的發展趨勢,最值得關注的是2014年和2015年,這兩年商品住宅庫存積壓及去化周期的情況更為嚴重(見圖-4)。
圖-42014—2015商品住宅庫存積壓及去化周期情況
資料來源:巴曙松《2016年中國金融政策趨勢》,引自金融讀書會(bashusongonfinance)資料。
當然,各區域情況不同,東部和中部地區的商品房庫存面積普遍高于西部地區,特別是東北城市房地產庫存水平較高,因為這些城市經濟形勢普遍比較嚴峻,缺乏大量且可持續的人口凈流入規模,需求相對疲弱。
第三個突出問題是企業和產業的成本太高,包括勞動力、資金、資源、稅收成本高。隨著勞動力資源從無限供給轉變為供求趨于平衡再轉變為結構性短缺,將導致工資成本相應提升。事實上,近年來中國名義勞動力成本已經呈現出持續上漲的態勢。⑨因此,成本上升太快也是供給方面的問題。當然,有些成本是沒法壓的,如勞動力成本。但政府向企業減稅,這個可以由政府來做,國家應該給企業減輕負擔。
第四個突出問題是杠桿率過高、債務風險問題。我在《趨勢分析》一文中曾用一張圖揭示1996—2012年全社會杠桿率的變化趨勢⑩,現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李揚教授帶領的課題組的估算,再補充2013年、2014年的最新情況。據最新數據,2014年末中國經濟整體的債務規模為150.03萬億元,全社會杠桿率為235.7%。其中2014年末中國實體部門(不含金融機構)的債務規模為138.33萬億元,實體部門杠桿率為217.3%。
圖-5全社會杠桿率的變化:1996—2014年
資料來源:中國社科院課題組估算。
圖-5表明,金融危機以來,各部門加總的債務總額占GDP的比重從2008年的170%上升到2014年的235.7%,6年時間里上升了65.7個百分點。如果剔除金融機構部門,僅考慮實體部門的杠桿率變化,則從2008年的157%上升到2014年的217.3%,6年時間上升了60.3個百分點,這也是較為明顯的上升趨勢。因此,有關方面很謹慎,擔心由于上述這些問題的存在而導致中國產生某些風險、甚至是系統性風險。
由此可見,一個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家,一個十三多億人口、具有世界特大型市場空間的國家,同時面臨消費需求不足、供給相對過剩、創新性供給又嚴重不足的問題,這是很罕見的,也是很令人糾結的。這就是我說的中國經濟出現的供求新問題,解決這些新問題需要新藥方——要實行需求管理與供給管理相結合的新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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