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防范：應借鑒香港經驗

　　與此同時，在“一帶一路”背景下，走向國際化的企業，應在經營上有理性的風險評估和前瞻思維。在這方面，筆者認為先行一步的香港、臺灣地區的不少華人跨國企業和集團，在海外擴張中有兩大現成的成功經驗可供吸取。

　　首要的一個經驗，是“單槍匹馬”不如“抱團出擊”，政府和行業協會更應在其中扮演起積極角色，中小企業則應當緊隨金融機構和大企業的腳步。

　　例如華人首富李嘉誠的海外擴張進程中，匯豐銀行一直是他的堅實后盾與伙伴。李嘉誠并曾擔任匯豐銀行的董事。由于擁有這個有力的伙伴，李嘉誠在海外披荊斬棘，不但融資方面從無障礙，在全球各地，尤其是歐洲有非常多業務的匯豐銀行，更源源不斷給李嘉誠提供最珍貴的并購、投資信息，更為李嘉誠近年來在歐洲的主力拓展穿針引線。

　　在香港企業過去幾十年的歷史中，政府、半官方機構和各大商會“三位一體”的組合，是協助企業“走出去”的重要機制。其中香港特區政府引導經濟和企業發展大方向；半官方機構如貿易發展局、生產力促進局等扮演“探射燈”角色，集中力量于國際貿易協商和市場拓展；中華廠商聯合會、香港工業總會等各大商會，則彌補政府部門和半官方機構不足，通過分析研討會、實地調研考察等方式，為會員提供新興市場詳盡的投資指南，以及提供包括會員企業在對外投資中有關金融、基建、商貿等各方面的具體需求的服務。

　　這套機制運行多年，行之有效，內地可以考慮借鑒這套機制。針對“一帶一路”中某些重點的國家、產業和項目，還可以考慮在香港或澳門地區組建一個或多個“時空集團”（time-space envelope）——由中國內地、港澳地區的相關官方部門、半官方機構、銀行、基金和商會等組成、三地相關民營企業可共同參與的一個戰略網絡和投資平臺。

　　在具體操作中，“時空集團”的參與者可在香港成立針對特定國家、產業和項目的專項海外投資基金或投資機構，這除了可以用“香港形象”淡化國家色彩外，也有助于解決中國內地企業“走出去”過程中不大了解國際市場規則、跨國語言和文化差異等問題。

　　另一個經驗，則是走出國門的企業在管理、財務、法律等方面必須先有適當的人才和知識準備，對外投資合作應形成專業化機制。

　　公司發展到一定階段，決定成敗的是人才。這個指的不是一般的外語人才，而是具有國際視野、國際背景、具有金融專業能力的人才。企業走出去，特別需要懂外語、懂管理、懂金融、懂國際市場的管理人才，這種人才，我國企業當前特別缺乏。許多企業的海外投資和擴張，事實上缺少了一個結合當地經驗來實際操作的領軍人物，導致企業海外擴展中不容易找準方向。

　　來自任何國度的企業要打開海外市場，風險都會遠遠大于在本地擴張。不過除了自然和政治的不穩定因素外，過往我國企業“走出去”常常遇到意外的挫折，例如被對方突然撕毀或擅自變更合約，或是上文所述的商標被惡意搶注等，這其實與企業在財務、法律尤其知識產權等方面的人才和知識儲備不足有較大關系。

　　但香港大企業的海外投資中，較少有內地企業的這類遭遇。這除了香港在政治、法律、經濟、市場等領域都與國際接軌外，還與企業大多擁有大量國際一流的法律、會計、金融等專業人才有關，這些人可為企業對外投資提供專業風險評估和法律保障。港企大多也非常遵守專業化原則，對外投資均采用符合當前國際標準的模式。

　　因此，在這方面，內地企業同樣可以考慮通過與香港企業合作，或是在香港吸納相關人才，來做好自身“走出去”的準備。內地也應當借鑒香港多年積累的經驗，引導企業在未來建立一整套透明、可信任的專業化、正常化對外投資合作模式，創建行之有效、符合甚至超過國際標準的對外投資新機制。

　　“瞻前顧后”：預防地區產業空殼化

　　此外，有一個問題外界通常會忽略，那就是在一帶一路”背景下，政府推動企業走出國門前，要有全局性考慮，預防地區產業空殼化。

　　地方政府和企業固然將加速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疆辟地，走向國際市場。然而與此同時，我們也應當思考一個當前在國際資本輸出格局中已經普遍出現的問題，那就是“走出去”對內地各地經濟、產業和就業是否造成負面影響，尤其是“走出去”會否造成地方的產業出現“空殼”，導致地方原有的產業結構出現轉變？

　　這是“國際化”為地區帶來的新問題，香港目前就深受這一問題的困擾。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香港制造業開始北上，將勞動密集型的產品或生產工序向生產成本較低的內地轉移之后，留在香港的企業總部，更多扮演推廣、統籌、融資和管理等的角色，也就是所謂“前店后廠”的模式。這種模式，導致留在香港的工廠，成為了一個不再生產產品、沒有生產工序的“空殼”工廠，令“Made in Hong Kong”的產品不斷萎縮，“Made by Hong Kong”大幅增加。

　　從產業結構來看，香港的制造業實際上已經“空殼化”，競爭力劇降。所幸香港“船小好調頭”，憑借其獨特的區位優勢，并在大量國際化專業人才的努力下成功向高端服務業轉型升級。縱使如此，制造業的消失，仍然成為了香港近年經濟的一大困局。

　　因此，地方政府應當思考，如果推動產業大量遷移、大量“走出去”，萬一導致本地的制造業出現“空殼化”現象，有多少個地方能夠仿照香港快速升級轉型，發展高端服務業或高端制造業？何況，與只有700萬人口的香港不同，擁有超過13億人口的各地方政府，不能都轉型發展高端服務業和高端制造業，還必須有大量的制造業存在。我們從外部經驗來看，作為世界第一大強國的美國，制造業一直都支撐在美國的發展。

　　數據會說話，美國在2009年之前是世界第一制造大國，如今美國是世界第二大制造業強國。一個最直觀的體現是，在世界500強中，美國企業占超過40%。如可口可樂、通用等傳統制造業仍占主導地位。美國擁有世界第一的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擁有世界第二的第二產業，由于美國產業結構很均衡合理，才導致外界忽略了美國強大的制造業。因此，我國政府未來應當更加注意權衡推動產業“走出去”的利弊，以及塑造均衡的產業結構，避免出現制造業空殼化的現象。

　　這種“空殼化”可能帶來的更大的問題，則是會導致地方的就業結構出現改變，導致中低層就業職位大量流失。

　　例如，具備“走出去”實力的企業，通過向較為落后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轉移生產工序和勞動密集型的產品之后，中低層的就業職位將逐步遭沿線國家的工人蠶食，原本屬于我國工人的就業職位就會大量流失，帶來失業問題。而且，“走出去”的企業如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獲得更低的生產成本，以及本土不具備的競爭優勢和更大的市場之后，無疑將越做越強，形成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馬太效應”，這將容易壓縮沒有“走出去”的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

　　由于中小企業不但提供了我國50%以上的稅收，創造了60%以上的GDP，還提供了80%以上的城鎮就業職位，因此，中小企業往往是一個國家就業的主體和經濟活力的源泉，一旦中小企業遭受沖擊，不但影響了解決就業問題的載體，也會削減整體社會競爭力，可能會導致實體經濟基礎流失，影響整體經濟的競爭力。

　　“一帶一路”建設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地方在圍繞其作規劃時，不能只看眼前，要多想想未來是平坦還是泥濘，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包括如何減輕產業、企業“走出去”對本地產業結構、就業結構的沖擊，這樣才能少走彎路，更好地推動“一帶一路”政策的順利實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