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傳政

　　“夷夏”觀的形成

　　“夷夏”觀，又稱“夷夏之辨”，是在中國古代社會長期發展中形成的一種思想文化觀念，并經歷了由地理概念到文化意識的轉化。經過先秦時代疆域開拓，便有了“中國”一詞的地理定義，“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茲乂民”，這里“中國”是指以洛陽盆地為中心的中原地區，也就是周朝人統治的地域，他們自認為位于大地中央，對四方的民族居住地則稱之為蠻、夷、戎、狄，正所謂“自世有內華外夷之說，人遂謂中國為華，而中國以外統謂之夷”。到春秋時期這一概念出現了相應的異化，開始融入文化觀念，如《左傳·定公十年》曾這樣描述：“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章服之美，謂之華?！薄渡袝ふx》也將“華夏”稱謂定義為：“冕服華章曰華，大國曰夏?！边@意味著，華代表漢服，夏指行周禮的大國，“華夏”就是“身穿漢服的禮儀之邦”。顯然，從文化角度來講，那就是“文化高的地區即周禮地區稱為夏，文化高的人或族稱為華，華夏合起來稱為中國，對文化低即不遵守周禮的人或族被稱為蠻、夷、戎、狄”。從此，這種“華尊夷卑”的文化優越意識長期主導了中國社會思想，并演化成一套“宗藩”體制且等級分明的思想體系，以此看待外部世界，如“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等。然而，這種“夷夏之辨”的傳統思想在近代內外因素的作用下開始發生變化，隨之帶來了中國社會層面意義的變動。

　　近代“師夷長技”思想的萌發

　　1840年鴉片戰爭在帶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的同時，還沖擊了中國傳統“夷夏觀”思想，打破了清朝統治者“天朝上國”的美夢。面對英國艦炮的威脅和開戰的決心，部分士大夫拋棄“居天地之中”的傳統思想，開眼看世界。鴉片戰爭失敗的結局刺激了魏源對傳統“夷”觀提出了新看法。他在整編成書的《海國圖志》中就指出：“夷蠻戎狄之名，專指殘虐性情之徒，未知王化者言之……誠知夫遠客之中有明禮行義，上通天象，下察地理，貫穿今古者，是贏寰之奇士，城內之良友，尚可稱之曰夷狄乎?”他還認為：“夷之長技三：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于是，他提出：“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而作?！焙苊黠@，“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不僅有別于傳統“夷夏觀”思想體系，還反映了向西方學習的一種思想觀念。

　　“中體西用”的實踐

　　太平天國運動和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戰敗動搖了清政府的統治根基。這種內外交困的局勢也繼續改變著傳統“夷夏”思想。對于戰敗的結果，李鴻章不得不承認技不如“夷”，“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這樣“以中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的維護清朝統治為目的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應時而生，一場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向西方進行技術學習的革新運動興起。因此，在運動中以“自強”為旗號興辦了江南制造總局等軍事工業;打著“求富”的口號創建了上海輪船招商局等一批民用工業;建立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軍;通過興辦京師同文館、天津北洋水師學堂等學校和派人出國留學培養了大量近代人才等等。

　　應當說，這場運動開啟了中國近代化的歷程，但洋務者們始終無法擺脫固有觀念的束縛，如洋務運動領導者奕訢曾直言：“查西術之借根，實本于中術之天元，彼西土擾目為東來法。特其人清性縝密，善于運思，遂能推陳出新，擅名海外耳。其實法固中國之法也。天文算術如此，其余也無不如此。中國創其法，西人襲之?！?/p>

　　很顯然，在這樣思想指導下的技術改良運動很難使中國走向富強的道路，但王韜、鄭觀應、薛福成等一些士大夫還是借中西交流之際對東西文明有了新的認識，進一步突破了“夷夏”思想的認識界限。王韜重新解釋了“華夷之辯”，他認為“華夷”文明是相對的，并提出：“其不在地之內外，而系于禮之有無也明矣，茍有禮也，夷可進為華，茍無禮也，華則變為夷，豈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哉?”還指出了英國政治文明之所在，“英國之所恃者，在上下之情通……國家有大事則集議于上下議院，必眾論僉同(一致贊同)，然后舉行。”鄭觀應通過“夷夏”對比，道出了清廷封建制度的落后性，“我國積弱數千年之原，由于懷私，懷私由于行政專制”，并提出，“欲變專制，須開國會，設內閣”。可見，這場不成功的技術革新運動帶來了更多新思想，為以后的政治改良運動創造了思想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