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體西用”到全面“維新”

　　以“中體西用”方式謀求挽救清政府統治為目的的技術改良運動最終由于甲午戰敗而結束，也由此引發了西方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使中國在19世紀末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機。很多士大夫真正意識到了國家民族面臨的滅亡命運，“外釁日迫，間不容發，遲之期月，事變之患，旦夕可至”，他們開始批判“中體西用”的觀念，要求深入的社會變革。如變法倡導者嚴復指出：“故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并立，合之則兩亡。”這是因為中西文明有很多不同，“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王，而西人隆民;中國貴一道而同風，而西人喜黨居而州處”。主張者康有為積極宣傳西方的政治文明，如他稱贊君主立憲制，“民之立君者，以為己之保衛者也。蓋又如兩人有相交之事，而另覓一人以作中保也。故凡民皆臣，而一命之士以上，皆可統稱為君”。

　　于是，維新派發起了對西方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等全面學習的改革。在政治上興民權，開民智，改良司法等;經濟上提倡實業;教育上設立兼學中學、西學的學校，廢除八股等。然而，歷史在演進過程中也表現出了滑稽的一面。口口聲聲主張“開國會”“設議院”的康有為卻依然信奉“中國唯以君權治天下而已”。所以當頑固勢力反撲時，這場維新運動便曇花一現。不過，這場改革運動還是在封建統治上層集團中引起了共鳴，并由此引發了對頑固派行為的不滿。如李鴻章就表示：“太后臨朝，誅遣十數人，大變新政，又成守舊世界。”顯然，部分統治者認識到了清朝進行全面改革的必要性。

　　從新政仿憲到民主共和

　　雖然頑固守舊勢力阻止了政治維新運動，暫時避免了手中權力的旁落，但還是無法阻止西方列強的入侵和國內革命潮流的興起。面對八國聯軍入侵后留下的殘局和資產階級革命的激蕩，清政府當權者不得不自我解禁，重新走向社會改良的道路。如慈禧在1901年頒布改革諭旨時要求官員們“各就現在情弊，參酌中西政治，舉凡朝章國故、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事財政，當因當革，當省當并……各舉所知，各抒所見”。這樣清廷開啟了最后一次挽救危亡的變革運動，鼓勵發展工商業，設立資政院、咨議局，“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舉考試亦停止”等，但隨著皇族內閣的出臺終結了這場新政改革的命運。然而隨著新政的推行，“改革的回歸，民主化過程得以重新恢復并迅速走上正軌、達到高潮”。

　　在這種狀況下，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的思想，不僅大大突破了傳統“夷夏”思想觀念，并將傳統政治和思想文化作為批判的對象。如針對中國傳統封建政治制度，孫中山就指出：“中國數千年來都是君主專制政體，這種政體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受的。”他還對中國傳統舊道德提出了強烈批評，“中國之積弱不振，其根源乃是起自道德方面的”。其結果，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將清政府推翻，結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但革命的不徹底性最終導致了辛亥碩果的旁落，民主共和內容更多地流于形式。對于這樣的結果或由眾多原因所致，但不可否認的是，資產階級革命派并沒有完全擺脫“夷夏觀”思想影響，沒有做好“拿來主義”這篇大文章，應是原因之一。

　　“夷夏觀”思想在近代歷史中的變遷結局告訴我們，作為中國古代曾經是先進政治、經濟和文化產物的“夷夏”思想，使中國長期居于優越的地理文化意識，將華夏與域外置于不平等的地位，嚴重影響了中國與世界的溝通，并使其漸漸落伍，以致近代世界文明出現并與中華文明碰撞時，對“夷夏觀”傳統思想構成了嚴重沖擊。對此，近代時人不知所措，甚至不再那么自信，不得不重新認識華夏與世界的關系，因而“師夷”“維新”與“民主共和”輪番成為時代的主題。然而，無論清朝洋務派、改良派還是革命派，更多地陷入了傳統與現實的矛盾之中，以致改良與革命都沒有成功。總之，作為傳統文化思想必須不斷吐故納新，與時俱進，才能保持永續的生命力，緊跟時代的步伐，否則就會成為社會發展的阻礙。（尹傳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