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馬克思的分析框架及其拓展

　　通過多重語境的概念釋義，我們實際上觸及馬克思研究意識形態的分析框架。在意識形態理論的流變史中，相關學者對這些框架展開了一系列的拓展或批評。

　　（一）科學-意識形態的認識論框架

　　在認識論框架下，意識形態與科學是對立的：一是它與自然科學的對立。“必須時刻把下面兩者區別開來：一種是生產的經濟條件方面所發生的物質的、可以用自然科學的精確性指明的變革，一種是人們借以意識到這個沖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6]二是它與社會科學的對立。馬克思多次講到，要清算意識形態家的見解，闡明他們的理論學說——歷史科學。兩分法影響到后來的阿爾都塞。他認為馬克思思想發展過程中存在“認識論斷裂”，青年馬克思的思想屬于意識形態，成熟時期的馬克思思想屬于科學。

　　科學-意識形態的對立被列寧打破了。列寧將意識形態概念中性化，意識形態并不必然是虛假意識，也可能是科學理論。列寧指出：“一句話，任何思想體系都是受歷史條件制約的，可是，任何科學的思想體系（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思想體系）都和客觀真理、絕對自然相符合，這是無條件的。”[7]這里的“思想體系”就是意識形態。科學的意識形態概念表明，不能簡單地把意識形態等同于虛假意識，意識形態也可以是科學：只要它反映社會歷史發展趨勢，真實反映人們的利益和需要，它就是真實的。列寧認為，馬克思主義反映了社會歷史發展的根本趨勢、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它是“科學的意識形態”。盧卡奇、葛蘭西等人都受到列寧的影響。他們都把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看作是科學理論。美國著名意識形態理論批判家古爾德納也曾指出，意識形態并不局限于虛假意識，它也可以是正確反映客觀現實的“理性話語”。“意識形態作出了對于社會世界的一種診斷并且聲稱它是真實的。它提供了一幅精確的社會圖像并聲稱（或暗示）它的政治方針就是建立在那個圖像的基礎之上的。”[8]

　　毫無疑問，科學-意識形態兩分法是青年馬克思分析意識形態的基本框架。馬克思當年主要任務是清算“意識形態家”的唯心主義，因此，他過多強調了意識形態的虛假性。但馬克思同時也指出意識形態在某種情況下可能是“正確意識”“理性話語”。當某種統治階級處于上升時期，它代表社會普遍利益，能夠客觀反映社會現實及其發展趨勢，它的意識形態就是“正確意識”。在推翻封建統治的時期，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就包含了真理性因素。

　　（二）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的結構論框架

　　建立在唯物史觀基礎上的社會結構理論是馬克思分析意識形態的根本框架。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初步勾畫了“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的結構關系，在《1859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將它明確化。晚年恩格斯又進一步強化了這一分析框架。西方學者沿著兩種不同路徑拓展著這一框架。

　　一是阿爾都塞徹底的唯物化解釋模式。他否棄傳統決定論，力圖瓦解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斷裂。他將后者徹底回溯到前者，指出意識形態就是一種物質性存在。“一種意識形態總是存在于某種機器中，存在于這種機器的實踐或者各種實踐當中。這種存在就是物質的存在。”[9]他從兩個方面來說明意識形態的物質性。第一，意識形態不是經濟基礎的被動的“事后”反映，而是社會再生產的條件。勞動力的再生產是社會再生產的核心條件。勞動力的再生產需要的不僅是它的技能的再生產，同時也包括眾人對統治的意識形態的順從的再生產。在這里，意識形態不是由經濟基礎決定的消極因素，經濟基礎與它的關系也不是決定與被決定關系，而是作為社會再生產與勞動力的再生產之間的多元決定關系。第二，意識形態物化為客觀的國家機器。在當今社會，意識形態已經物化為一種客觀的行動方式和結構，物化為教堂、工會和學校等國家機器。

　　二是文化主義研究范式。如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義”、斯圖亞特·霍爾的“文化大眾主義”、詹姆遜的“文化歷史主義”、伊格爾頓的“文化審美主義”。我們以威廉斯為例來說明他們對馬克思結構論框架的拓展。第一，批判對“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的庸俗化解釋。庸俗唯物主義采用的是反映論模式，把“意識及其產物”解讀為物質社會過程的“反射”。他反對這種“兩階段論”的解讀：先有物質社會生活，然后才形成意識及其產物。第二，強調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復雜多元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是馬克思社會結構理論的核心。威廉斯指出，不能把“決定”理解為某種內容被預告、預示和控制，而是指前者對后者設定界限和施加壓力。“決定”并不意味著上層建筑是經濟基礎的“函數”或衍生物。第三，凸顯文化意識形態的流動性和自主性。威廉斯用“情感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和“霸權”概念來替代傳統意識形態概念。情感結構指人們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實踐意識和社會經驗。人們對自己的社會生活的感悟和體驗總是不斷變化的，所以情感結構也是流動的、不斷塑造的。而在建筑比喻那里，意識形態是一個固定不變的“形式”和“結構”。此外，他用“霸權”概念來說明意識形態的自主性和主導性。文化和意識形態是人類實踐的一種方式，這種方式在人類改造世界的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特別是，它在建構人們日常生活方式和體驗模式、社會政治關系中起著主導作用，是不弱于經濟權力的文化霸權。

　　（三）階級利益的功能論框架

　　階級利益論是馬克思分析意識形態的核心框架。它將意識形態與一般文化范疇區分開來，突出了意識形態的政治功能性和利益屬性。列寧、盧卡奇和葛蘭西等人雖然將意識形態概念中性化，但并沒有突破階級利益論框架，而是進一步發展了。

　　西方學者對階級利益論的批評或“發展”主要有兩種思路。第一種是擴大階級利益和權力統治的分析框架。主要代表人物有喬治·拉倫和湯普森。拉倫指出，馬克思的局限性首先在于僅僅在民族國家內部分析階級統治問題，而沒有分析國家之外的階級對抗問題。“馬克思的意識形態觀一方面是階級壓迫和主要勞資矛盾背景之下的批判工具，另一方面是在民族國家內部進行分析的工具，民族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典型場所。”[10]其次，馬克思階級利益論框架只分析階級統治、階級利益沖突問題，把意識形態理解為階級統治的辯護思想體系，忽視了階級統治之外的權力沖突問題。拉倫的思路與湯普森一樣，后者就把意識形態理解為服務于權力關系的意義體系，這種權力關系是包括階級統治在內的一切不對等的統治關系。因此，拉倫要超越馬克思的分析框架，將民族國家之外的、階級統治之外的性別、民族和種族等領域的統治形式和利益關系都納入到意識形態分析視野中。

　　第二種是完全消解階級利益論框架。主要代表人物有曼海姆和格爾茨。曼海姆指責馬克思語境中的意識形態概念是抱有階級偏見和利益訴求的“特殊的意識形態”，知識社會學就是要拋棄它。格爾茨認為，馬克思的利益論過分強調意識形態的權力斗爭功能，遮蔽了它的廣泛社會功能——塑造社會角色、穩定社會秩序、維護社會規范、加強社會認同、緩和社會矛盾等功能。他試圖用文化體系的研究框架完全取代階級利益論的分析框架。一方面，他將意識形態概念泛化，意識形態變成與權力斗爭、利益沖突無關的一般文化體系，消解意識形態的階級性和利益性。另一方面，他將意識形態符號化，意識形態變成一種互動的符號體系，意識形態研究就是分析人的符號的意義。作為一種符號系統，意識形態不關涉利益斗爭，而是人們建構的意義系統，這個系統引導人們對社會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