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陳建樾

　　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看來，國家的真正目的在于處理和解決社會“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的局面這樣一個政治整合的難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1]現代國家的建立，總是意味著一種新秩序的建立；而圍繞著這個新秩序的架構，總是會發生一場基于利益驅動的政治討論；這個討論的結果不僅形塑了現代國家的制度架構，而且也為現代國家的存續提供了理據。相對于封建國家而言，最早的現代國家萌生于歐洲，但美國的建立過程及其政治討論在現代國家的發展歷程中卻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和價值，這不但是因為《獨立宣言》和《聯邦黨人文集》等歷史文獻在國家學說史上的地位，而且是因為這一建國歷程對后世的現代國家建構都產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響。

　　一、凸顯特性與敵我辨識：民族主義在國家建構過程中的工具性價值

　　北美殖民地要求獨立的訴求，早在18世紀40年代就已經出現。富蘭克林在1751年發表的《人類的增長》一文中，則以人口的增殖來論證北美獨立的必然性。[2]但真正激發北美獨立浪潮的契機，則緣于“美國的獨立革命，肇端是受委屈的納稅人起而抗議”[3]：這種針對殖民母國的抗議背后，是迥異于英國的地理環境、氣候條件、人口結構、經濟生活和宗教信仰對北美殖民地特性的塑造，而這一基于特性的塑造和隨之而來的建國，又引致了關于美利堅國族的形塑。不論是特性的打造還是國族的構建，都與這一時期的政治大討論不無關系。事實上，現代國家建立過程發生的政治討論，總是伴隨著對舊制度的批判，而這種批判又總是試圖建構一種相異于舊制度的權利觀念并進而為持有這些權利的政治主體提供建構政治合法性的理據。

　　“(北美)殖民地時期民主運動的風暴中心，是殖民地總督與殖民地立法機關或議會之間的斗爭。……這種沖突有助于發揚到處都已經準備好采取行動的民主精神。這是一個集合點，各種有利于獨立和人民政府的傾向，都集合在它的周圍”；而“殖民地實行自治的長期經驗、殖民地遠離英國以及如此遙遠的基地成功施政的困難、殖民地利益與英國國家主義的沖突”，又使得北美殖民地“一有適當機會就可能表現為獨立”。[4]托克維爾曾就此指出，“具有相同的宗教、相同的語言、相同的民情和幾乎相同的法律，并與共同的敵人進行斗爭，因而可以說有強大的理由使他們彼此聯合起來，結成為一個單一的獨立國家”。[5]

　　縱觀北美獨立革命時期的政治學說可以發現，杰斐遜等人所揭示的那些旨在脫離殖民母國的政治理念，其實“沒講什么新東西。他所做的，是通過連續不斷地反對宗教信仰不容異說原則，倡導自然權利、個人良心、公平稅收等等熟知的觀念”；[6]誠如安德森所指出的那樣，在整個北美獨立革命的過程中，“經濟利益、自由主義或者啟蒙運動都沒有提出一個新的意識架構”，[7]而經由所謂“印刷資本主義”傳播的、對殖民地與殖民母國之間敵我意識的建構和“美利堅國族”的想象，才是真正引致北美獨立的“新的意識架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