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民族主義視為現代國家建構工具的思考，緣于民族主義和國家建構目標指向的同一性，而這個具有同一性意義的特定地域及其最高合法性又來自于建筑其上的現代國家。就民族主義與現代國家的相關性而言，民族主義本身的訴求就要求“一個民族，一個國家”，“民族主義首先是一條政治原則。它認為政治的和民族的單位應該是一致的”；[8]而在民族國家的時空背景之下，由于“各種民族主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種領土意識形態形式，或者直接叫領土意識形態”，因此“真正激發民族主義的東西，是為建立、鞏固、改革或拒絕一個特定的國家政治框架而進行的斗爭。從這個意義上說，民族主義是同國家的存在聯系在一起的”。[9]日本政治學家豬口孝也認為，“近代民族主義的成功之處即在于將我們與他們之間的差異與主權國家的領域重合在一起。而且，當主權民族國家以這種民族主義為基礎逐漸形成時，近代國家誕生了。民族主義以民族集團為基礎，挖掘歷史上共同具有的經歷，利用一定的感情和象征加強忠誠心和凝聚性”。[10]
一般來說，現代國家的建構總是意味著與舊制度和舊秩序的揖別，這種揖別在很多時候總是借助民族主義以呈現出一個敵我意識的建構過程：“民族主義及民族身份的含義尤其要依靠其民族和異民族及異邦的差異的多樣的兩分法來界定”；“民族身份是一個連續不斷區分‘敵人’和‘朋友’的社會構建過程……民族身份……并不依賴任何客觀的語言或文化差異，而立足于主觀的差異體驗”。[11]由于民族主義“明確要求特定的領土，這塊領土是民族認同的組成部分，是其強調所謂特殊性、例外性和歷史性的依據”，北美獨立革命期間的思想家因此都不約而同地將獨立的理據集中在北美特性的強調，并進而據此將北美殖民地與殖民母國的關系處理為“不共戴天”的敵我關系?！耙袆e人，人們才能給自己界定身份”。以此而言，敵我辨識是一個具有極端性的認同過程：這種極端性表明“我們”與“他者”已經沖突到不可調和的境地，以至于不得不通過敵我分界來呈現彼此的異同并據此進行徹底、決然地劃界和切割；“競爭導致對立，使本來較狹窄的區別感導致較強烈和較根本性的異同感。這種認識模式固定下來，就會將對立面妖魔化，使對方變成敵人”。[12]
1776年，潘恩發表了深度影響北美獨立革命進程的《常識》一書。在強調天賦人權的同時，他在這本小冊子當中以大量的篇幅和刺目的詞匯對英國殖民統治的暴虐進行了冷嘲熱諷和無情謾罵。他不僅把英國這個殖民宗主國貶抑為“幾個不能自衛的小小島嶼”，還把英國的政治制度貶斥為“孱雜著一些新的共和政體因素的兩種古代暴政的骯臟殘余”，而且將英國的執政黨稱為“可惡的私黨”，更把英國國王稱為“魔鬼”、“野雜種”、“盜匪頭領”、“狂妄暴君”、“僭稱為‘人民之父’”、“大不列顛皇家畜生”和“冷酷、乖戾的法老”。[13]這些在士兵和民眾中間如野火般廣為傳播的文字，真正目的其實就在于徹底地將“美國的資產階級精英多年來一直都在積蓄著對其忠誠所依賴的理論基礎的無言的敵對情緒”加以明朗化，同時使號稱“日不落帝國”的英國在北美殖民地民眾心目中的形象變得“如此一樣令人憎惡”，“這也是任何宣傳鼓動家所能用的最強有力的辦法”。[14]時任北美大陸軍司令的華盛頓不僅稱贊《常識》中充滿“正確的原則和無可辯駁的推理”；[15]而且因此斷然放棄了與殖民宗主國“在光榮的條件下和解”的主張，轉而“決心與如此不公正、不人道的國家一刀兩斷”；[16]他后來在致英國友人的信函中，就直接效仿潘恩將英國首相諾斯訾罵為“兇神”和“煞星”。[17]經由這樣一個敵我辨識的過程，北美殖民地和北美居民越來越多地被厘定為國家和新的族類共同體。第一，在1765年召開的反印花稅大會上，克勒斯托弗·加茲頓在會上提出了“美利堅人”(Americans)的概念：“在這個大陸上，不應當有人稱為新英格蘭人、紐約人等，我們所有的人都是美利堅人”；[18]第二，在1774年召開的第一屆北美大陸會議上，來自弗吉尼亞的帕特里克·亨利指出：“整個美洲已經融為一體……弗吉尼亞人、賓夕法尼亞人、紐約人、新澤西人之間的區別已經不復存在了。我不是弗吉尼亞人，我是美利堅人”；[19]第三，潘恩在《常識》一書中明白指出，“無論在英國或北美，凡是我所碰到的人沒有不坦白認為這兩個國家是遲早要分立的”；[20]第四，在《常識》發表后不久的同一年，來自弗吉尼亞的理查德·亨利·李在北美大陸會議的一次集會中以議案的形式指出，北美“這些殖民地是自由和獨立的國家，并且按其權利必須是自由和獨立的國家”；[21]第五，在杰斐遜主筆的《獨立宣言》中，第二次北美大陸會議在1776年將北美殖民地的獨立定義為“一個民族必須解除與另一個民族之間的政治聯系”，[21]這在杰斐遜的自傳中也有更詳盡的記載；[23]第六，1782年，克雷夫科爾在《一個美國農民的信》中就觀察到北美殖民地的居民已經融匯成為具有北美地域特性的“叫做美國人的種族”；[24]第七，華盛頓在北美獨立戰爭行將結束的1783年致函漢密爾頓：“戰爭終于結束，我感到極為欣慰。廣闊大地，展現在我們面前。如果使用聰明才智指導培養，我們將成為偉大、受人尊敬和幸福的民族”，[25]而在另一封信函中，華盛頓將美國人稱為“一個獨立的民族”；[26]第八，在費城制憲會議期間的1787年，杰伊在文章中明確地將美國的獨立與美利堅國族的建構有機地聯系在一起，這篇文章和漢密爾頓、麥迪遜等人的文章一起被收入《聯邦黨人文集》[27]中：“人民已經接受一種觀念：美利堅人民，應該繼續堅定聯合，這一點，無人反駁”；“這個國家，這個民族，猶如天作之合……由堅強的紐帶相連，永不分離為幾個彼此嫉妒、互不交往、互不相容的主權國家?！盵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