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是理性的，也是情感的產物

　　人情和法治存在明顯的沖突，這主要表現在，法律具有一種非人格化的權威和制約，法律規則的設計不因人而異，對同樣的行為規定同樣的法律后果，其適用的準確性就在于它是無差別地對待每個人。而人情則會對法律規則的適用產生影響，同樣的行為可能產生不同的法律后果。按照亞里士多德的看法：“法律是一種‘沒有感情的智慧’。” 在他看來，不憑感情治事的統治者總比感情用事的人治更為優良，依人類本性，誰都有感情，會徇私情，要克服私情，實現正義，唯有依靠法律制度，因為法治優于依私情而作的一人之治，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言，“一個人可能因感情沖動而做錯事情，但所有人不可能因感情沖動而做錯事情”。而人情則必然使規則的適用過程中摻雜私情，這必然影響規則適用的結果。法律在實施中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個人都平等地受到法律規則的約束，因此，其具有平等性、一般化的特征，不能因個人關系的親疏遠近而實行差別對待。所謂“刑過不避大夫，賞善不遺匹夫”。平等對待也是正當程序的基本內容。如果因為人的關系的親疏遠近、因為講人情、講交情而適用法律，則法律的嚴格實施與準確執行將無從談起。

　　但這并不是說，法律完全忽視人情，罔顧人情。在古希臘經典戲劇《安提戈涅》中，劇中主人公安提戈捏高呼“法律之內，應有天理人情在”，這句話曾經影響深遠。雖然重人情充分體現了傳統社會的團體性特征，但這并不是說，二者是絕對對立的，一味將二者對立，可能會產生一些問題。在立法和司法過程中都應當充分體現對人的關懷，這也是當代法律發展的重要趨勢。

　　一方面，“法為人而立”，法律應當具有一定的人文關懷精神，這也有利于法治的實施與遵守。法律是理性的，也是情感的產物，因為法律也要尊重人的感情。正如約翰薩茫德爵士在《法理學》中所言：“‘法律’一詞，含蘊著強烈的情感內涵。”立法者只有洞察人情世故，了解人性特點，其所制定的法律規則才能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果。例如，我國繼承法對于盡到贍養義務的繼承人，在分配遺產時可以適當多分；對于喪失勞動能力和生活來源的法定繼承人，規定了特留份制度，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人情”的法律化。當然，立法者也必須區分法律調整的領域和道德、情感調整的領域，在個人的感情領域，法律不應當過多地介入，例如，夫妻之間、家庭成員之間發生口角，一概將此類糾紛作侵權處理，不僅不利于家庭關系的和睦，反而可能激化矛盾。

　　另一方面，司法活動的過程也應當體現對弱者的關愛。法官在解釋、適用法律規則的過程中，也應當秉持人文關懷的理念，體現對弱者的關愛。即在某一法律規則存在多種合理的解釋時，法官應當盡量選擇對弱者有利的解釋。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體現了“人情”。當然，在司法活動中的人文關懷應當在法律規定的自由裁量范圍內進行，不得以人文關懷為由逾越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圍，即不得為了“人情”而枉法裁判。人文關懷是法律人應當秉持的一種情懷，秉持此種情懷可以拉近法官、檢察官與民眾的距離，使司法為民不僅僅體現在口號上，更體現在具體的案件裁判活動中。

　　總之，法律與情感密切關聯，法不遠人，法律自然要因應人的感情，法律規定應當與人內心的情感標準相一致。但在法律適用過程中，應當嚴格依法裁量，盡量摒棄感情執法，更不能因情枉法，“法立，有犯而必施；令出，唯行而不返”。法與情存在一個辯證互動的關系。我們需要通過法與情的良性互動，建設一個充滿人情味而又崇規尚法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