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文化產品、新聞輿論工作、生態文明、創新驅動、基層治理困境、經濟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方卿：市場化并不是造成文化產品低俗的根本原因】
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院長、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方卿認為，文化市場“低俗病”有市場化的原因，但市場化并不是造成文化產品低俗的根本原因。市場是發展文化生產力的手段，市場的逐利性有可能導致文化產品的創作生產者忽視文化發展的社會效益，導致文化產品低俗現象，但市場并非文化發展格調和品質的決定性因素。真正決定文化發展格調和品質的因素是人，包括文化產品創作生產者、消費者、市場管理者。簡單地將文化產品低俗歸咎于市場化，忽視人的根本作用，在治理文化市場“低俗病”上就會抓不住關鍵，甚至會為一些人盲目逐利和相關部門不作為提供借口。根治文化市場“低俗病”，要從加強對文化產品創作生產的引導、加強對健康文化消費需求的培育、加強對文化市場的監管這三個方面著手，進行綜合治理。加強對文化產品創作生產的引導，需要堅持黨對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發展的核心領導作用，引導廣大文化工作者和文化單位、企業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文化發展中的指導地位和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二為”方向，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文化創造的基本遵循。加強對健康文化消費需求的培育，需要充分發揮學校、媒體以及各類公共文化服務機構的教育功能，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營造積極健康向上的文化消費氛圍，引導社會公眾特別是廣大青少年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提升對低俗文化的鑒別力和免疫力。加強對文化市場的監管，需要轉變政府職能，深化文化市場管理體制改革，建立健全文化市場管理機制，健全文化市場監管法規體系，完善文化市場綜合執法體制，努力提高文化市場管理能力和水平。這些方面都抓好了，市場化就能更好地推動文化產業發展，而不會導致文化市場“低俗病”。
摘編自《人民日報》
【唐愛軍：新聞輿論工作要有“方向感”】
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學院唐愛軍表示, 旗幟是第一位的，方向是行動的先導，導向是成功的指南。做好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堅持正確政治方向至關重要。在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座談會上，總書記給新聞輿論戰線提出了根本要求，新聞輿論工作必須要有“方向感”，它包含了四個方面的深刻內涵。一、在政治上，要有定力。要堅持黨管媒體原則不動搖，堅持什么、反對什么、說什么話、做什么事，都要符合黨的要求，在新聞輿論工作上，要做“政治上的明白人”。二、在理論上，要有立場。只有堅持馬克思主義新聞觀這一“定海神針”，新聞輿論工作者才能在復雜的輿論環境下，站穩政治立場、認清各種思潮、抵御各種歪理邪說，始終做黨的政策主張的傳播者、時代風云的記錄者、社會進步的推動者、公平正義的守望者。三、在輿論上，要有導向。新聞輿論工作胸懷大局、把握大勢，其中一項重要的工作就是破除西方的輿論偏見，杜絕“西方月亮比中國的圓”等錯誤輿論導向。四、在宣傳上，要有正能量。團結穩定鼓勁、正面宣傳為主，是黨的新聞輿論工作必須遵循的基本方針。新聞輿論工作要堅持弘揚主旋律、傳播正能量這一“方向感”。
摘編自光明網
【王海濱：生態文明=環境改善+經濟發展】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客座研究員王海濱認為，什么是生態文明？簡而言之，它就是環境改善和經濟發展的“二合一”。同時，我們顯然不能餓著肚子談環保，生態文明建設也必須包含經濟發展。“ecology（生態）”和“economy”（經濟）有共同的詞根“eco（家）”，說明它們之間有內在的必然聯系。
如果每天環境美好，藍天白云，綠水青山，大家就不用擔心自己和親友受到污染物的毒害。如果經濟穩定發展，大家就會對未來有信心。中央的經濟、環境“兩手抓”、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態度越來越堅定。首先，“生態文明”在習近平總書記的談話中出現率很高，反映出他推動生態文明建設的決心。其次，近幾年來黨中央、國務院的一些重要文件也昭示了高層對生態文明的重視。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對生態文明建設的強調程度一年勝過一年。然而，毋庸諱言，近兩年國內治理環境污染的任務更加緊迫了，最重要的原因是，在經濟和環境政策上，一些地方的思想和行動的不一致讓高層的戰略方針暫未很好落地。
摘編自《中國青年報》
【馬一德：在法治的框架下解決創新驅動帶來的紛爭與博弈】
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法學所研究員馬一德指出，創新驅動發展，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經歷，也是當前中國經濟必須要走的路。在經濟新常態下，要實現國家發展目標，達成國人向往的中國夢，必須對增長動力升級換代，依靠創新強化內功，最終在世界經濟之林中立于不敗之地。在這個過程中，破與立帶來的紛爭與博弈，最終都要在法治的框架下得到解決。作為治國之重器，法治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以法治推動實施創新發展戰略，將創新驅動發展的各方面因素都納入依法治理的軌道，是黨領導人民實現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體現。法治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長期性的特征。因此，實施創新驅動戰略，提高經濟領域的創新速度和能力，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必須建立健全與之相適應的法律法規和政策規章體系，推進創新驅動戰略的法治化，在法治的框架下，依照法律程序解決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各種矛盾和糾紛，從而維護良好的商業環境和法治秩序，助推創新發展戰略縱向深入實施。歸根結底，創新經濟邁出的每一步，都離不開法治的保障。法治是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實現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和社會管理創新和促進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
摘編自《北京日報》
【吳興智：化解基層治理困境的可行之路】吳興智撰文指出， 推進基層治理現代化的過程中，其制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現代治理價值目標的實現，必須根據基層治理固有的實踐性和多樣性特征做出適應性變革。經由標準化走向制度化，規范基層政府的權責邊界和治理規程。基層治理制度化的核心，在于基層政府權責和行為的規范問題。經由透明化走向民主化，建立健全基層公共事務信息共享機制。當公民對政府的運行過程進行全面的審視和監督時，其作為縱向的行動者實際上扮演了橫向的政府間權力監督與制約職能，從某種程度上說，這無疑是一種新的基層民主治理的實現方式。經由協商化走向法治化，在參與和互動的過程中確立規則的權威性和認同度。基層治理的法治化，其實質是多元社會主體對公共事務治理規則的普遍認同和遵從。但法治規則如何由被動的服從走向主動的維護，是法治是否具有權威和能否獲取認同的關鍵所在，這在基層社會矛盾的化解中尤其如此。
摘編自《學習時報》
【柳昌清：我國經濟“轉危為機”的突破口在“公共”領域】
中共河南省委黨校研究員柳昌清指出，我國經濟發展目前遇到的問題，是由“生產過剩”變成 “產能過剩”。形成“過剩”的原因不僅有市場“看不見的手”的自發作用，還有政府“看得見的手”的調控作用。在“看得見的手”的超市場控制作用下，“生產過剩”就潛伏而成 “產能過剩”。
“生產過剩”危機既是“危”也是“機”，它可以成為優勝劣汰、推動技術與管理創新、實現產業升級及結構優化的動力和機遇；但是，如果這些轉變和提升受到阻礙，就會形成“陷阱”，使經濟發展從此一蹶不振，在低迷和矛盾中徘徊不前。我們很早就明確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出要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基礎性作用，但沒有做好的主要原因就是公共領域的改革不到位，造成市場機制的扭曲和阻塞。所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起決定性作用。只有完成公共領域的改革，才能使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順利通暢，公平實現。
摘編自《中國青年報》
（光明網記者 李貝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