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華東政法大學教授　傅守祥

　　十八屆五中全會通過的“十三五”規劃建議是引領我國未來五年發展的綱領性文件，也為中國百姓勾畫出未來五年的生活圖景。“十三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合理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現代城市是一種以人為主體的復合生態系統，其中的“文化變量”是城市生態的有機組成部分。一個城市狀況的優劣，既包含物質系統的合理程度，更包括精神、心理、情感等文化意義上對人的關懷程度。因此，城市的文化生態狀況關系到是否能滿足人們精神方面的需求，關系到是否能使人們獲得良好的文化氣氛與藝術熏陶。文化發展可以為城市綜合競爭力的提升提供精神動力；文化發展可以為城市綜合競爭力的提升提供智力支持；文化本身能夠創造經濟價值，是城市綜合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文化所塑造的城市形象，是城市綜合競爭力的標志。

　　毋庸置疑，現代城市是人類文明的結晶。現代城市具有兼收并蓄、包羅萬象、不斷更新的特性，促進了人類社會秩序的完善。城市是一個差異性的空間，沒有差異性就沒有城市。城市主體是社會交往中的多元主體，城市是多元主體的“聚合體”。從現實層面來看，城市的差異性更為本質地體現在城市多元主體空間利益的分化與空間地位的差異之上。當前，我們尤其要注意，在中國新的城市化浪潮中，城市發展能否為尋求文化認同的社群留下生長空間，如何讓傳統文化實質地進入城市公共生活，是當代城市發展與文脈接續的關鍵所在。有自信的城市才有包容力，承認當代城市文化的多元性，為不同文化群落間的溝通創造機會，而不是以現代烏托邦想象的立場激化文化沖突，是城市發展過程中亟待解決的難題。在多元文化的現代城市生活中，任何試圖緩解文化沖突的努力都不可能脫離對主體性（包括不同社會群體）的承認，我們需要努力構建一個不同文化群落更好地共同生存的空間，一個既相互差異又彼此平等的交互空間。今天的新型城鎮化，應該更加注意到文化輻射，關注困難群體的城市生活狀態。總之，現代城市日益呈現出差異性，差異性的城市呼喚城市治理理念的轉換。

　　20世紀以來，世界各國在反思城市化發展經驗教訓中基本形成共識：城市發展不僅需要發達的現代工業支撐，更需要深厚的文化積淀和高雅的精神塑造。城市文化已成為城市發展非常重要的軟資源，文化所塑造的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以及由此所迸發出來的創造力，是現代城市持續發展的不竭動力之源。有文化底蘊的城市，才有持久發展的動力源泉，才能發展得更和諧、更生態、更有正義性。“新型城鎮化”時代的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必須特別關注文化生態平衡與全球性博弈，要盡最大努力實現“全面發展”與“共贏共處”，徹底扭轉現代化建設中的“文化瘸腳”與文化生態失衡。

　　城市是文化的容器，也是文化變遷與文化競爭的高地。推進城市文化發展，增強城市文化競爭力，既是新型城鎮化的主題之一，也是世界各大城市應對全球文化變遷、加快自身發展進程的重要環節。一般來說，一座現代城市的發展起碼應該包含四個方面：經濟、生態、形象和品牌。但是，以往中國某些城市發展只注重經濟卻忽視了其他三個方面，造成了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生態破壞嚴重、千城一面、文脈斷裂等問題。中共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的“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努力建設美麗中國”，為我們真正解決城市的良性發展、城市文化生態養護與改善問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契機和政策保障。建設生態文明是一種生產關系的變革，必定帶來生產方式、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深刻調整；加快生產方式的綠色化，推進生活方式的綠色化，弘揚生態文明主流價值觀，建立健全系統完整的制度體系，均是生態文明建設的題中之義。生態文明所強調的協調發展，為我們實現后發優勢提供了有利契機。

　　新型城鎮化是中國現代化建設在新世紀的歷史任務，要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著力提高城鎮化質量；要圍繞提高城鎮化質量，因勢利導、趨利避害，積極引導城鎮化健康發展；要把生態文明理念和原則全面融入城鎮化全過程，走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的新型城鎮化道路。進一步的城市化，被寄望為下一輪經濟增長和經濟轉型的引擎。在新型城鎮化中，既要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又必須充分發揮社會的共同治理能力，通過文化提升新型城鎮化的品質，因此，“文化治理”在新型城鎮化中意義重大。

　　文化治理，顧名思義，是通過發揮文化功能實現和促進社會的治理。其核心在于多元文化、百姓參與和城市印象，著力點是滿足社會大眾的文化需求、維護和發展文化權利。在新型城鎮化的文化治理中，政府要全面創新文化管理機制與手段，通過制度安排，利用和借助文化的功能用以克服與解決新型城鎮化中出現的各類文化問題，實現以政府為主導、社會參與共治的“文化治理”，通過文化考評加強對各層政府部門工作的引導。

　　現代城市是文化的淵藪和文明的集萃，更是文化先鋒的試驗田、文藝時尚的風向標。用文化塑造與滋養城市，以謹慎的心態積極推行“文化治理”與“有機更新”，事關“文化正義”的匡扶與“文化正能量”的有效釋放。建筑學家吳良鏞曾說過：歷史名城“不屬于我們這代人，我們只是看護人，必須將它們完好地交給后代”，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謹慎的“有機更新”理論。是努力建設具有偉大理想和抱負的文化城市，還是繼續滑向毫無特色、了無生趣的平庸城市，這一重大決策舉足輕重，對未來城市的社會走向、民生質量、文化傳承以及可持續發展都將意義深遠。因此，為了把單一的“功能性規劃”引向綜合性“人文型規劃”，在今后的城市規劃中，除了城市規劃的專業人士之外，還應該多吸收歷史學家、人文與社會學家、文化學者們參與。具體執行時有兩點最重要：其一，用“文化”引領城市規劃、建設是新型城鎮化的重要理念；其二，推進“文化治理”是規劃新型城鎮化發展的必要手段。

　　未來幾十年，是中國崛起的關鍵時期，中國將面臨城鎮化過程中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從鄉村到城市的移民大潮以及產業升級的挑戰。許多外國學者稱中國正處在水流變化最快、最變幻莫測的臨界點附近。這個時刻，我們要以更加開放的心態，用新文化迎接新型城鎮化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