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院系推崇誘導性課程設計

　　歷史的缺失在海歸經濟學人主政的經濟高校尤其明顯，其重要因素就在于實施“與國際接軌”的“新政”：只有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等主流課程被列為所有經濟學專業的必修課，而其他課程則改為選修課甚至被刪去；在課程選擇上取消專業課程之分，對不同專業也不作任何選課要求或指導，一切都讓學生自由選擇，美其名曰擴大學生的自由。結果，在功利主義的學風以及其他誘導下，經濟學子的選擇往往走上兩個極端：（1）熱衷金融、財務、管理之類的實務課程，以為這些知識有助于找到工作或者賺錢；（2）崇尚建模、計量方面的所謂的數理課程，以為這些工具有助于經濟學文章的發表。這樣，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課程就通過市場選擇而被自然淘汰了。問題是，學生具有足夠的學說鑒別力嗎？心理學家施瓦茨就說，現代大學成了購物中心，剛開學的幾周內，學生可以“使用”這些商品；“但是這種自由也會付出代價，如今學生被要求自己選擇課程。而這個決定會影響一生。他們被迫在還沒有能力作出明智決定的學業發展階段，就要獨立選擇自己要接受的教育”。

　　七、扭曲性激勵制度受青睞

　　大多數海歸經濟學人都是數學和理工科出身的，他們在海外獲得文憑以及后來的立足都是憑借數理功底。因此，當他們回國掌握主導權后就根據自身優勢和偏好夸大數學課程的重要性，并制定一系列的制度來迫使青年學子選擇這樣的課程。例如，數理方法、時間序列分析之類的數學課程，本來學生一般不會自動選修；為此，這些海歸當政者就會制定一系列規章來激勵或強迫學生選擇這類課程，如與獎學金、保送資格掛鉤等。有經濟學院就規定，只有在《經濟研究》之類刊物上發表足夠論文才能獲得職稱的晉升，而這些刊物幾乎不會刊發經濟思想史、政治經濟學等以思辨邏輯為主的文字性文章。正是通過各種顯性和隱性的制度篩選，經濟學專業課程就集中在“三高”的教學以及其他一些如最優化等數學工具的訓練上；而經濟史、經濟思想史、方法論等注重思想性、人文性和社會性的傳統課程幾乎完全被舍棄，因為這些知識似乎無助于在當今經濟學刊物尤其是國人在英文刊物上發表文章。

　　八、名牌大學提供錯誤示范

　　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在國內的衰落首先出現在名牌大學和知名學院，然后再傳染到它們培養的學生所主導的院校，最后形成整個經濟學界的取向。這就如現代經濟學的“教主”或“泰斗”們通過獎項控制、教材編寫、學生輸送以及輿論宣傳而將自己的學術取向、研究領域及分析范式擴散到整個經濟學界，從而形成類似于種姓制度的等級結構。這些名牌院校之所以竭盡所能地追求與國際接軌，刻意模仿主流學術以及推崇在海外發表論文，主要目的在于，通過文章“檔次”的比較來維持和鞏固其優勢地位。而它們之所以能夠如此，又在于秉承了歷史留下的聲譽品牌和國家給予的雄厚財力，從而具有更大能力來吸引海歸經濟學人，擁有更大財力來激勵在國際刊物上發表文章。正是通過對新規則的設立和控制，這些名牌院校就可以進一步拉開與其他院校的差距。相反，如果僅比較思想洞見和理論創新，就很難凸顯這些名牌大學的優勢，甚至反而會彰顯其敗落之勢。

　　九、功利學風影響經濟學界

　　20世紀70年代以降，市場意識的膨脹和終身制的流行，導致經濟學研究日益實用化和庸俗化，并引發功利主義的勃興，在經濟學界滋生出強盛的主流化效應。現代經濟學界普遍信奉這樣的觀念：“如果足夠多的人足夠強烈地相信一個陳述，那么，這個陳述就構成了知識。”同時，在庸俗的科學至上主義的主導下，新古典經濟學范式就成為主流，那些對現實制度和新古典范式持批判態度的，則被貶為非主流經濟學或“異端”經濟學。既然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為大多數人所信奉，人們也理所當然地認為新古典范式值得仿效，從而形成新古典范式拜物教。受這種“名牌”和“主流”意識主導，一些經濟院校就將英文一流刊物上的文章定位為職稱晉升的標準，而這些刊物幾乎都是遵循新古典范式，它有利于遵循新古典范式的青年經濟學子的成長，卻必然會排斥或扼殺其他思想創見的生成。

　　十、經濟史研究缺乏理論性

　　經濟史作為一門分支學科，主要是從史學而非經濟學中發展而來。因此，目前從事經濟史和經濟思想史研究的學人，往往缺乏足夠的經濟理論乃至其他社會科學理論知識，無法將歷史研究和經濟理論研究結合起來，難以通過歷史研究將經濟理論與具體社會背景和實踐結合起來，并由此審視流行的經濟理論，進而推動經濟學的發展。事實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就強調，“經濟史的作用不是重寫歷史。它應該分辨特定的歷史經濟環境，以達到拓展我們關于經濟行為的知識的目的”。但是，當前的經濟史研究卻主要采用兩種方式：一是考證訓詁，一是計量實證。兩者的共同特征就是，將經濟史研究蛻化為一種資料的整理和收集，或者對歷史實踐的創新解釋。正因為經濟史研究往往缺乏理論性，而遭到了主流經濟學以及學子們的輕視和否定，乃至經濟史課程在經濟學專業中越來越無足輕重。

　　總之，正是上述十大因素的相互強化，歷史和學術史在當前的經濟學界近乎消失了，經濟學也進入“不思不想”的時代。我們可以看一段霍奇遜的觀察：目前“能夠包容杰文斯、馬歇爾、凡勃倫、凱恩斯和熊彼特等人那種廣博而現實的觀點的經濟系已經不復存在了。例如，到英國的劍橋和曼徹斯特以及美國的芝加哥和哈佛的經濟系參觀，可以發現他們最為關注的是數學的嚴謹，而不是其是否恰當和符合現實。數學家控制了招生、課程安排、教師的招聘與晉升，以及最著名雜志所發表文章的把關等。他們把持著各種各樣的委員會，任命主席、分配資源、評估國家的或機構的研究基金的申請。他們貶低非數學家和對核心假設持不同意見的質疑者。”西方經濟學界的這種功利和庸俗現狀，歐美很多有識之士都有清晰的認識，并尋求積極的改進路向。例如華威大學的榮譽退休教授斯基德爾斯基就提出，學生不應僅憑經濟學或數學的學習就獲得學位，經濟史、經濟思想史、心理學、政治學、社會學和哲學等都應是一個經濟學研究者應該接受的必要訓練，而不是把它們作為選修課，每門課都應被加以不同的權重系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