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觀點

　　科技創新、管理與制度這兩項文章，要全力做好做足，以新的動力體系支持我們沖破一系列供給約束、供給抑制———這就是供給側改革所追求的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和生產力整體躍升新境界，是支持我們在實現“全面小康”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終實現偉大民族復興“中國夢”的最關鍵的動力機制

　　作者：全國政協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秘書長 賈康

　　“供給側改革”是各方熱議的一個主題詞。從概念上講，“需求”和“供給”是經濟社會中相輔相成的一對概念，政府的調控職能，就在于怎么樣實現總需求和總供給的動態平衡。在調控的“技術路線”上，過去就已很清楚地區分為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而現實生活中經驗比較豐富、比較成熟的主要是需求管理。中外從理論到實踐，應該講長期忽視了供給管理。盡管對供給管理的分析認識還相當薄弱，但可觀察到的調控實踐中間的供給管理經驗總結卻不可回避———事實上，美國在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中跳出主流經濟學教科書框架，實行了區別對待、突出重點的供給管理措施，最關鍵的是運用公共資源對花旗、“兩房”注資，一直走到對實體經濟層面的通用汽車公司注資，極大地扭轉了市場預期，帶來了以后使全局穩定下來的走向復蘇的新階段。中國這幾年在積極探索貨幣政策的所謂總量型政策工具的結構化運用方面，也體現了過去需求管理所不能夠解釋的政策要點，財政政策方面更是不得不特別注重和多次強調結構優化問題。

　　關鍵的供給首先就是制度供給

　　對于中國來說，作為轉軌的經濟體，要實現現代化，關鍵的供給首先就是制度供給，改革就是要解決以“生產關系的自我革命”解放生產力的問題。過去人們一向注重需求管理，所內含的理論假設是供給側環境為完全競爭，由市場自發解決結構問題，但恰恰實際生活表明，完全競爭理論假設在現實中必須做矯正還原，考慮不完全競爭的市場中怎樣理性地加上政府的結構優化政策措施，以合理促進資源配置優化———這一新認識框架客觀上所要求的，總體而言，是既避免市場失靈也要遏制政府失靈，這當然就復雜得多。新供給經濟學的理論創新努力，是在供給側打通物質生產力和人際生產關系的視角，把制度創新、管理創新、技術創新的互動與結合處理好———中國現在最主要的發展理念、排在第一動力位置的創新驅動，實際上就是要把制度創新、管理創新、技術創新相結合，而三層互動里面最關鍵的，是要把握好以制度供給為龍頭的全面改革階段的攻堅克難。

　　當下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概念，直接對應了對現在的“新”已明朗、“常”未實現的新常態怎么樣認識、適應和引領的問題。在這個引領方面，我們主觀可為的有統領意義的事項，是黨的十八大以后，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四中全會、五中全會一路走來，依據最高決策所要求的全面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和體系化的現代發展理念，如何通過供給側創新為主的系統工程實現新一輪生產力的解放。所以，從基本、核心的理念上講，所謂供給側改革，實際上強調的就是改革為統領、結構優化為著眼點、使供給體系質量效益提升、在深化改革中解放生產力的系統工程。經濟增長中間“中高速”的直觀表現到底是7%左右，

　　還是6.5%左右，不是關鍵———雖然“十三五”規劃期間需要年均GDP增速6.52%以上，才能對接全面小康指標，但真正關鍵的是在底線守住的時候，還一定要追求經濟增長質量提高，還要形成長期發展的后勁。這樣的供給側視角，又明顯不同于需求管理的年度短中期視角，必然追求短期與中長期的銜接、追求實現長期的戰略性的　目標。所以我們認為，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決策層的精神實質，是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同時，還必須使三中全會以來部署的頂層規劃中的改革任務，取得決定性成果。因為全面小康只是中國夢實現過程的一個節點，關鍵在于形成后面的可持續性和發展后勁。

　　以科技和制度構建新動力體系

　　供給側至少有五大要素，即勞動力、土地和土地代表的自然資源、資本、科技創新、管理與制度。對這五大要素，國際經驗分析和中國實踐都可以論證，在一個經濟體的起飛階段，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以前的發展過程中間，前面三項更容易體現出支撐力，更容易發揮動力作用———中國就是這樣:一旦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經濟建設為中心，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形成的低廉勞動成本一直支持我們發展到世界工廠;傳統體制下土地資源開發沒有與市場對接，而一旦對接，在物質利益驅動下，展現了生機勃勃的發展進程;再看資金與資本，原來我們自己嚴重匱乏，靠引進外資，同時帶來了管理和技術，于是支撐了我們的發展，使民間資本完成原始積累以后又迅速雄厚起來。但這些在后來又迎來了一系列挑戰:如原來的人口紅利迅速消失，變成招工難、用工貴、民工荒，勞動成本不斷升高———這表明中國的人均收入提高過程中低端勞動者收入這幾年比總體提高得更快一些，正面說是好事，但負面說，同時必須注意到這也就是我們原來一個重要的相對優勢的喪失，因而我們的傳統制造業不得不往外轉移。與此同時，地方政府“土地財政”問題、擴大建成區的征地拆遷補償等方面越來越多的問題，以及自然資源粗放使用已不可持續的問題等等接踵而來，在這前面兩項因素的支撐力明顯下滑的同時，現在中國資本運用的突出問題變成了大量資本在尋找什么是合適的投資對象，常規投資項目的邊際收益遞減已經普遍化地擺在我們面前。所以要引領新常態，我們必須更多地打后兩項的主意:科技是“第一生產力”，科技是以走創新型道路產生生產力乘數效應的供給側最重要動力來源之一;同時特別要以制度方面的變革，打開千千萬萬的企業、事業單位科技人員聰明才智與潛力活力釋放的空間，這是中國最主要的“最大制度紅利”命題。從這個意義來講，制度這個要素甚至要高于技術。

　　總之，五大要素后面這兩項的文章，要全力做好做足，以新的動力體系支持我們沖破一系列供給約束、供給抑制———這就是供給側改革所追求的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和生產力整體躍升新境界，是支持我們在實現“全面小康”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終實現偉大民族復興“中國夢”的最關鍵的動力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