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是對舊的突破、顛覆和否定。至少是部分否定，有的還是全盤否定。如果論述了半天還沒跳出已知，那就是炒冷飯，算不上創新研究

　　我們應當給新理念一席之地：可以對新理念不認同，但不必吹胡子、瞪眼睛地去反對；一定要反對，也不應當“扣帽子”“打棍子”

　　作者：上海大學終身教授　鄧偉志

　　創新的聲音，在中國大地上回響。創新是中國人的追求，創新理念更是中國人的喜愛。

　　擁有五千年歷史的中國人，具備高超的創新素質和能力。據體質人類學家研究，各民族、各種族的大腦腦量大體上是一樣多的。腦量不僅夠用，而且還有剩余。不管動過多少腦筋的人，死后解剖都會發現其大腦中有未啟動過的“靜區”，區別無非是靜區有大有小而已。這就是說，從管思維的大腦看，人人都具有大智慧的生理基礎，都具備創新的先天前提條件（個別腦病患者除外）。正所謂，“人皆可以成堯舜”。

　　至于說，為什么有人聰明有人愚蠢，其實完全取決于后天努力與否。后天的付出多，腦神經元通暢，大腦的皺紋也就多；后天付出的少，腦神經元鮮有打通，大腦的皺紋也就少。當前，中國有幾十萬名博士，堪稱博士大國；數以千萬計的知識分子或有著作，或不時有課題發布，課題費更是與日俱增。過去形容知識淵博叫“學富五車”，現在我們每年出版印刷的學術著作恐怕用500輛列車也拉不完。可是，在這些人、這些作品中有多少屬于創新？

　　說創新多如牛毛有多如牛毛的道理，說創新寥寥無幾有寥寥無幾的道理。我看，咱還是從嚴要求，謙虛點說：創新不多！要不，中國人均讀書量為什么會低得說不出口呢？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讀者是花錢請不到的公正裁判員。如果書中充滿新見解，讀者一定會搶著讀的。叫人總是看那些“假、大、空”，看那些人云亦云、老生常談的東西，等于強迫人家“吃別人嚼過的饃”，有啥味道？

　　有創新的條件而創新不多，這就提醒我們要找一找原因。看來問題出在對“創新”中的“新”字理解不夠深刻上。新，通俗來講是不同于舊。說得透徹一點，新是對舊的突破、顛覆和否定。至少是部分否定，有的還是全盤否定。科學的使命是探討未知的，如果論述了半天還沒跳出已知，那就是炒冷飯，是賺課題費，算不上創新研究。可是，如果正兒八經地搞科研，否定哪一個舊理念，哪一個理念的信奉者、代表者，假如提出者還健在，難免會有這樣那樣的想法。不過，我們應當給新理念一席之地：可以對新理念不認同，但不必吹胡子、瞪眼睛地去反對；一定要反對，也不應當“扣帽子”“打棍子”。如果歷史證明你的反對是正確的、新理念是錯誤的，那也要把錯誤的理念載入史冊。因為，你是在批判錯誤理念中站住腳的，是在批判錯誤理念中壯大起來的。相反，如果不給新理念一席之地，而實踐證明新理念是正確的，那就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這類事，在國外曾屢見不鮮。維薩留斯解剖人體，提出男女肋骨一樣多，否定女人是由男人的一根肋骨變出來的宗教傳說，并提出“腦管思維”，否定亞里士多德的“心管思維”舊說，最終被宗教裁判所判處死刑。意大利物理學家伽利略提出自由落體定律等，否定亞里士多德的一系列臆斷，反駁托勒密的地心體系，被羅馬宗教裁判所以“宣揚邪學”罪名判處終身監禁。但后來科學證明，羅馬宗教裁判所的這一決定是錯誤的。為此，1979年保羅二世不得不又出面為伽利略平反昭雪。誰都知道愛因斯坦了不起，可你是否知道，希特勒曾懸賞巨資要愛因斯坦的人頭？你又是否知道，1930年德國還曾出版《一百位教授出面證明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錯了》　……歷史跟愛因斯坦開了個大玩笑，卻會毫不留情地捉弄目無創新的權勢人物。

　　在學術圈，應該有不同學說、學派并存，要求同存異、求同尊異。這樣才能讓社會、政府擇優推行。事實上，真正做學問的人，誰也不會把對方往死里打。處理得好，完全可以做到知識互補、思維共振。畢竟，學問從來都是反復切磋、琢磨出來的。生物學界都知道上個世紀50年代曾有摩爾根學派與米丘林學派之爭。我曾與摩爾根學派在中國的代表人物談家禎和米丘林學派的包正共事過，并向他們請教。兩人都沒把自己的學派說得完美無缺，反倒都肯定對方的成就。

　　寬容是創新理念的“催生婆”；　寬厚是發揮集群效應的大前提。做學問就是做學問，要心無旁騖。孤芳自賞，認為“瘌痢頭的兒子是自己好”，文章也是自己的美，往往是因為有“旁騖”的緣故。今天，學術圈里仍有許多方程待解。上下左右、四面八方都應當提供適宜創新的氧氣、水分和土壤，把一切不適宜創新的障礙物掃除干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