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全國政協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協副主席、民建上海市委主委　周漢民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今年經濟領域的最大熱詞。《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以供給側改革提高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率，進一步激發市場活力，是今年的一項重點工作。而著力推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初衷，正是要解決目前重點領域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

　　毋庸諱言，我國的經濟結構，一直沒有調整到理想狀態。從目前看，大致是如下幾個問題：

　　一是少數的產業無法支撐經濟持續發展。大量產能過剩集中在鋼鐵、能源、房地產等少數傳統產業和部分新興產業的初級產品生產領域，短期內的產能非正常增長嚴重透支環境和需求，造成大干快上和壯士斷臂快速切換的經濟大起大落。

　　二是少數的產品無法滿足多樣化的消費需求。現有的產業格局，極大束縛了產品的多樣性和多變性，無法適應豐富多變的消費需求。大企業占據過多的資源和人才，超量生產出少數大眾化產品，抑制了中小企業的產品創新和產業鏈延伸。民眾出國搶購的奢侈品，大多是國外中小企業生產的小眾化產品。

　　三是少層次的壟斷供應無法滿足多層次的市場需求。以行政審批為主的產業和市場準入管制，限制了產業發展的多向性和多層性，無法適應多元、多層的消費需求。盡管我國的高鐵發展速度和規模世界領先，但始終處于平時運能嚴重過剩，而節假日尤其是春運期間又一票難求的失衡狀態。

　　為什么會這樣？首先是理念問題——我國綜合國力弱，要想取勝，只能把力量集中到少數點上，通過制造局部優勢來制造亮點；我國市場大、產品標準低，中低收入者多，消費層次低，再爛、再差的商品都有市場，這就強烈刺激了企業的數量擴張欲望；我國的勞動力專業技術低，我們的生產只能集中在和低專業技術相匹配的領域中；我們迫切需要在GDP上盡快超越，就需要不斷透支過去和未來，以及環境，同時通過壟斷來獲取當前收益的最大化……這樣的理念，不可避免地導致了資源配置體系的集中性、產業發展戰略的功利性和市場監管的壟斷性。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解決這些問題的關鍵路徑。這是一場從理念到行為的重大轉變，是一項發揮好市場和政府兩方面作用的重大探索，其過程是漫長而痛苦的，需要犧牲部分短期利益，但為了明天的可持續發展，這是必然的選擇。

　　但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我們一說到供給側改革就拿日本馬桶蓋和感冒藥，拿歐洲名牌包說事，不僅永遠無法調整好供給側結構，甚至還會在經歷現有產能嚴重過剩的痛苦后，造成馬桶蓋、感冒藥、名牌包的新一輪大規模產能過剩。太陽能、風能、汽車等產能過剩，就是前車之鑒。供給側改革的真正著力點，應當針對導致供應結構缺陷的主觀因素和客觀行為。

　　一是均資源。要從“揚長避短”向“取長補短”轉變。雞蛋不要放在一個籃子里，資源、要素不要過度集中在少數產業，防止短期產能急劇膨脹，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嚴重過剩，同時造成其他行業的蕭條萎縮。

　　二是去管制。要從“一枝獨秀”向“百花齊放”轉變。市場經濟的核心是開放，任何主體都有進入市場的資格和權利，不能以不合適的門檻和條件，把市場搞成少數主體的搖錢樹，而讓消費者被迫接受價高質次的商品和服務。

　　三是反壟斷。要從“好大喜強”向“扶貧濟弱”轉變。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逐利的天性本能地追求壟斷，為了抑制這種過度的追求，發達國家制定了嚴格的反壟斷法規，我國也應該對此予以借鑒。絕不能人為設置各種壟斷，要確保所有人都有勞動致富的權利和機會；所有人都有根據自身實力和愛好選擇消費品和服務的權利和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