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能力比拼更趨白熱化，但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孕育興起為后發國家實現趕超提供了窗口期。世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蓄勢待發，一方面，國際金融危機后各主要發達國家著手推進更高起點的“再工業化”；另一方面，以新興經濟體為代表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加快工業化進程，我國處于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境地，發展空間收窄。加之我國要素成本快速提高，資源環境壓力日益增加，我們構筑在原有比較優勢下的競爭能力正在發生改變。雖然我國現有創新能力不強，科技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撐能力不足，科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但歷史發展經驗表明，每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都會引起世界各國綜合實力的結構性變化，為后發國家提供有利的趕超窗口期。與前三次科技革命發生時相比，我國的經濟實力、科技狀況、制度條件都已大為改觀，只要能順利完成發展模式從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的轉變，我們就完全有可能成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領航者。

　　從國內看，雖然新常態背景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但我國經濟發展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變，經濟韌性好、潛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沒有變，經濟持續增長的良好支撐基礎和條件沒有變，經濟結構調整優化的前進態勢沒有變。總體而言，我國經濟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階段轉換。我國發展重要戰略機遇期，正在由原來加快發展速度的機遇轉變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機遇，正在由原來規模快速擴張的機遇轉變為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的機遇。

　　增長速度換擋的同時發展方式加快轉變。進入新常態，我國經濟增長由高速轉為中高速，增長速度換擋不可避免。要正確認識增速換擋現象，并不是經濟發展速度高一點，形勢就“好得很”，也不是經濟發展速度下來一點，形勢就“糟得很”。問題的關鍵在于提高發展的質量和效益。誠然，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曾經在我國高速增長過程中發揮過很大作用，但現在支撐發展的條件已經發生深刻變化，再按照過去那種粗放型發展方式來做，是不可持續的。不抓緊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總有一天會走進死胡同。經濟發展方式從粗放向集約、從簡單分工向復雜分工的高級形態演進是客觀要求，必須加快形成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體制機制和發展方式。通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更高水平的發展，是中等收入國家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經的階段，是發揮我國經濟巨大潛能和強大優勢的必然要求。

　　落后產能不斷淘汰的同時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經過多年發展，我國經濟結構優化升級步伐正在加快。從城鄉結構來看，2015年我國的城鎮化率已達到56.1%，進入了城鎮帶動農村發展的新時期。從區域結構來看，區域協調發展新格局基本形成。東中西部和東北地區都在積極尋找比較優勢實現穩步發展，特別是“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三大戰略”的實施，以及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貧困地區加快發展，進一步優化了區域發展格局。從產業結構來看，積極構建產業新體系，各種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蓬勃發展。培育了一批戰略性新興產業，構建了現代農業產業體系，加快建設制造強國，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第三產業的比重快速上升，成為國民經濟第一大產業。三大產業的勞動生產率、科技進步貢獻率不斷提高，升級趨勢明顯。從企業組織結構來看，大企業強小企業多的格局已經形成。當然，看到成績的同時也要看到問題，當前我國結構性產能過剩比較嚴重。“十三五”時期，我們必須加大結構性改革力度，果斷處置“僵尸企業”，堅定不移減少過剩產能。圍繞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重點任務”，堅定地干、大膽地干、扎實地干、精準地干、義無反顧地干。

　　新舊動力銜接轉換的同時改革開放激發新的活力。當前我國正處于新舊發展動力轉換的關鍵時期，發展動力要從主要依靠資源和低成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轉向創新驅動，這是我國發展階段性特征的必然要求。新一輪科技革命帶來的是更加激烈的科技競爭，如果科技創新搞不上去，發展動力就不可能實現轉換，我們在全球經濟競爭中就會處于下風。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必須把發展基點放在創新上，更多依靠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激發內生動力，盡快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以實現可持續發展。面對新舊增長動力實現平穩銜接的關鍵任務，一方面，我們要系統推進各項改革向縱深發展。全面深化改革不僅是抓住戰略機遇期的關鍵，而且能夠通過改革激發新的制度、體制和機制優勢，創造新的戰略機遇。我們要加快推進有利于實現創新發展、協調發展、綠色發展、開放發展、共享發展的改革，加快推進有利于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的改革，加快推進有利于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的改革，加快推進有利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改革。另一方面，我們要積極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面對經濟全球化浪潮，我們要敞開胸懷擁抱世界，而不是孤立于世界之外，只有這樣，才能抓住新的戰略機遇。我們要繼續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豐富對外開放內涵，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充分利用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兩類規則。

　　“十三五”時期，可能是我國發展面臨的各方面風險不斷積累甚至集中顯露的時期。有效防范和化解各類風險，是我們利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前提。一是我國仍處于體制轉軌、經濟轉型和既往政策消化期，新舊矛盾交織；二是全面深化改革要涉及重大利益關系調整，可能引發新的矛盾；三是改革發展步伐加快，經濟社會面臨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隨之發生變化；四是伴隨經濟全球化深入推進，國際風險會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規模和更深刻的影響傳遞到國內。各種風險往往不是孤立出現的，很可能是相互交織并形成一個風險綜合體。為此，我們必須把防風險擺在突出位置，著力提高防范風險的意識和化解風險的能力，力爭把風險化解在源頭，不讓小風險演化為大風險，不讓個別風險演化為綜合風險，不讓局部風險演化為區域性或系統性風險，不讓國際風險演化為國內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