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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團全面深化改革的“從0到1”

2016-03-14 09:28 來源:中國青年報  我有話說
2016-03-14 09:28:02來源:中國青年報作者:責任編輯:李貝

  并非只是一場單純的機構改革

  上海團市委的全會之后,雖然官方報道對全會內容作了相對全面的介紹,但是,許多媒體以及團內外人士,都將評論的重點聚焦在領導班子以及機構變動上,似乎認為上海試點,所體現出來的共青團深化改革,只是一場機構改革,同時,也有一些人對書記班子成員的“專、兼、掛”新結構感到不了解。

  從研究問題角度來看,當一個現象出現似曾相識,而又充滿困惑的矛盾時,這就意味著這一現象背后可能存在著與之前現象之間重大區別的新邏輯。這一分析問題方法也同樣可以運用到對上述這一現象的認識上。

  誠然,上海共青團改革試點,是從機構、人員與機制入手的,確實是一場機構改革,但是,單從書記班子成員“專、兼、掛”新結構出現,就可以看出來,這一次改革措施與傳統的機構改革存在著重大差異。如果對書記班子“專、兼、掛”新結構的背后邏輯進行分析的話,我們實際上就會得出以下判斷,那就是通過書記班子以及機關工作者的人員來源與任職方式的調整,將打破傳統體制區隔,包括體制內部與體制內外的區隔。

  新中國成立之后,為了克服現代化建設對組織化訴求與中國傳統小農社會“一盤散沙”特征之間的矛盾,我們宏觀上建立了以國家政權為主導的計劃經濟體制,微觀上建立了以基層黨組織為核心的單位社會體制,從而為現代化建設奠定了組織化基礎。計劃經濟與單位社會,使整個社會形成了一元一體,用行政化方式將整個社會組織起來,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將干部與職級聯系起來。作為政治體系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群團組織,包括共青團在內,都被納入這一框架之內,在干部選拔與任用上,都遵循這一邏輯。后來公務員制度確立,又以制度化方式將之固化下來。

  市場經濟建立以及網絡社會生成,使計劃經濟體制與單位社會體制,在整體上退出了歷史舞臺,但是,當時所形成的體制安排與管理方式,依然還以新的形式在制度性與觀念性層面體現著,這就導致了人們所謂體制內與體制外的說法。雖然,政治運行已經形成了政治領導與行政管理的區分,但是在干部使用與管理上,卻依然還是以行政化方式進行。

  這種行政化與機關化傾向體現在群團組織形態的方方面面,對于共青團來說,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體現在書記班子與機關工作人員的人員來源與任職方式上,必須都是以公務員身份與科層制方式進行安排與運作,由此導致了所謂體制性的區隔,使許多具有良好素質的青年領袖以及青年團員無法到共青團領導機關參與工作,而科層制與公務員的行政化運作邏輯,使那些專職化的機關干部,在觀念上與行為方式上存在著與一線青年脫節的可能。為此,上海共青團改革試點,就率先從導致體制區隔的“牛鼻子”入手,采取書記班子成員的“專、兼、掛”方式,其中掛職使體制內的區隔得以打破,使體制內其他不同部門之間以及不同級別的區隔得以打破,兼職使體制內外的區隔打破,使所謂體制之外的優秀青年領袖能夠成為共青團書記班子成員,并且在機關其他工作人員中也通過吸納志愿者等方式,來進一步克服體制性區隔。

  概括起來,筆者認為,書記班子成員的“專、兼、掛”結合的新結構等舉措,一方面打破了體制性的區隔,另一方面淡化了所謂行政級別的觀念,突出了“以工作需要”與“唯才是舉”的理念。

  由此我們可以說,上海共青團改革試點方案的實施,從表面上來看,確實是具有過去的機構改革的一些特征,但是也存在著巨大差異,實際上是遵循著新的理念與邏輯,以打破體制區隔與淡化行政級別為內容,克服共青團行政化與機關化為訴求的,是邁出了從關鍵環節入手推動共青團組織形態整體性重塑的實質性第一步。因此,我們不能將之理解為一次單純的機構改革。

  共青團發展還需要“從1到N”

  如果對上海共青團改革試點方案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判斷,那就是試點方案所提出來的改革對策是具有解決共青團“機關化、行政化、貴族化與娛樂化”問題的“牽牛鼻子”功能與效果的,是完成共青團改革中黨組織履行權限那部分的最重要的任務,是黨建帶團建的新發展。然而,不論是從關鍵對策落實與整體改革推進的改革內容來說,還是從改革試點到全團改革來看,上海共青團試點方案實施,都還只是邁出共青團全面深化改革的實質性第一步,對于共青團組織形態整體發展來說,還有很多路要走,很多事要做。

  從關鍵對策落實來看,還需要解決磨合適應與開發激活等問題。比如,新的書記班子“專、兼、掛”結構運行方式如何開展,特別是兼職副書記作用如何發揮,以及機關干部的專職人員與志愿者之間關系如何合作等,將成為改革后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當然,還有其他人事、財政等新體制在現實中的落實也存在許多新舊機制之間的沖突等問題,這些都是急需解決的。再比如,對于共青團來說,兼職問題從一定意義上講并不是一個全新的舉措,實際上從領導機構來說,常委會、全委會與代表大會才是本質性領導機構,而所謂機關工作人員等,是負責日常性工作的運行,通過所謂“專兼掛”改革,實際上是改變負責日常性工作的人員結構的問題,而如何發揮常委會、全委會與代表大會中的非機關工作人員中的常委、全委的委員與代表的作用,是下一步改革中需要考慮的問題,這是開發的問題。

  從改革在全團推進來看,還需要解決由點到面的推廣適用問題。對于共青團來說,目前的試點是在上海市與重慶市,而這兩個城市都是直轄市,因此對于下一個全團改革推進來說,還需要解決兩方面問題:一是如何將上海、重慶的地方性試點經驗轉化為團中央層面改革的參考與借鑒;二是如何將上海、重慶的直轄市的改革經驗在其他地方,特別是省級共青團的示范與推廣,這里將遇到兩方面挑戰:第一是試點推廣的一般性困難,就是各地如何結合實際情況來復制與借鑒上海與重慶的改革經驗;第二是本次試點單位選擇所帶來的推廣時可能遇到的特殊性困難,那就是直轄市經驗對省級共青團的適用性問題。因此,如何解決上述兩方面推廣與適用問題,是下一步各級黨組織與團組織都需要發揮智慧,進行努力的內容。

  對于共青團來說,也許改革永遠都是進行時,這是時代的要求,也是青春的命題。

[責任編輯:李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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