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發展能力”、全球經濟治理、精準脫貧、教育立法、高校新型智庫、法治型的“責任司法”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楊光斌：“發展能力”詮釋制度優勢】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楊光斌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形成的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集中體現在制度、能力和理念上。沒有先進的理念，制度建設就會失去方向；沒有發展能力，先進理念最終都是空中樓閣。因此，無論是制度體系的建設還是發展理念的落實，最終取決于執政者的發展能力。這是中國可以向世界、尤其是發展中國家貢獻的經驗和智慧。過去西方的發展理論都停留在如何構建“好政策”“好制度”層面，但很多發展中國家卻并沒有因此而發展起來，反而陷于發展的泥淖；更有甚者，有的國家甚至出現“逆發展”。中國的經驗則昭示了發展能力的重要性，正因此，在去年召開的聯合國發展峰會上，習近平主席向世界傳遞中國經驗時，著重強調“增強各國發展能力”“國際社會要幫助發展中國家加強能力建設”。
發展能力并不是憑空而來，中國發展能力來自其制度優勢，那就是民主集中制。世界上幾乎所有的發展中大國都實行了西式代議制民主，即事實上的“黨爭民主”，結果都變成了學者所說的“否決型政體”，國家在重大發展項目上達不成共識，導致國家決策朝令夕改、朝三暮四。比較而言，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原則，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紀律又有自由，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能夠“促使各類國家機關提高能力和效率、增進協調和配合，形成治國理政的強大合力，切實防止出現相互掣肘、內耗嚴重的現象”。
摘編自《人民日報》
【任琳：2016年中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大禮包”】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任琳指出，當前，既有的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備受詬病。它并未充分關注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也沒有考慮到它們對全球經濟治理在議程設置上的訴求。因此，亟需在堅持聯合國憲章宗旨與原則的基礎上，對全球經濟治理進行相應的調整改革。改革不是推倒重來或是另起爐灶，而是根據治理全球性經濟問題的現實需要，考慮到新興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參與治理的呼聲，對治理機制和制度進行創新和完善，從而推動國際關系更加民主化、法治化及合理化。
隨著經濟實力的上升，中國逐漸成為全球公共產品的重要貢獻者，活躍在全球治理的諸多平臺上，積極為促進世界經濟增長、世界和平穩定、世界秩序公平貢獻中國智慧。2016年，中國將會對全球經濟治理做出貢獻，提供中國智慧。悉數起來，有幾件大事值得一提: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元月正式開業、“十三五”規劃暢談全球經濟治理與開放型經濟、杭州G20峰會提出全球經濟治理的中國方案等。
摘編自光明網
【鐘惠波：精準脫貧既是投入牌，更是紅利產出牌】
北京理工大學經濟系主任、副教授鐘惠波指出，2016年是“十三五”規劃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開局之年，也是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既經受著結構調整陣痛期的困境與挑戰，也內嵌著全面深化改革的政策紅利和樂觀預期。把握新機遇、獲得新動能、創造新福祉，需要對對當前政策紅利有充分認識和預判，而首當其沖的是對解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最大短板——貧困問題的扶貧政策的理解。
扶貧開發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點和難點，既是一場攻堅戰，也是一個釋放人口后續紅利、消費紅利、社會紅利的大禮包。打贏脫貧攻堅戰既是投入牌，也是產出牌；打贏脫貧攻堅戰也將創造大量消費紅利，對于現階段化解過剩產能和去庫存有著重要的意義；打贏脫貧攻堅戰還將減少社會矛盾，產生社會和諧紅利，這就為新常態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順利推進創造穩定的宏觀環境。
摘編自光明網
【姚金菊：教育立法要嘗試多條腿走路】北京外國語大學法學院中外教育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姚金菊認為，總體來看，在當前國家立法暫時難有進展之時，我們要將教育立法相關的研究工作做得更為透徹扎實，打造一支專業的教育法治研究隊伍和教育法治實踐隊伍。在當前教育立法領域，我們可以有些創新，嘗試如下工作。一是著手編纂教育法典，對教育專門法律和相關法律依據教育階段按照安全、教學等不同內容進行編撰工作；二是通過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授權的方式，允許部分地方通過地方立法方式創新，發揮地方立法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三是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建議考慮起草制定“教育改革法”或“教育改革促進條例”，將教育綜合改革的決策、措施與推進用法制的方式相對固定下來。
當前，社會高度關注教育改革及可能帶來的不確定性。立法過程可以更多地讓公眾參與，這既有利于提高立法的科學性，也有利于增進公眾對教育綜合改革的理解，減少法律執行成本。
摘編自《中國教育報》
【洪銀興：高校新型智庫要做到“頂天”“立地”】
教育部社科委副主任委員，南京大學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洪銀興認為，建設新型高校智庫應切實瞄準重大問題和需求。問題導向是智庫的一個本質特征。突出問題意識，堅持需求牽引，善于敏銳地發現社會熱點難點、重大現實問題，提出問題、直面問題、研究問題、回答問題，并能夠針對問題聚集起一流的專家隊伍，開展全局性、戰略性、前瞻性的研究，提出有效的對策建議，在國際國內發出“聲音”，這是高水平的高校智庫建設最基本的要求。
要做到切實瞄準重大問題和需求，一是要“頂天”。所謂“頂天”，就是要服務于國家戰略需求。二是要“立地”。所謂“立地”，就是要服務于地方發展需要。三是要注意發揮輿論引導作用。新型高校智庫除了要關注傳統媒介發聲，還應當重視在宣傳領域占據話語權，積極應對新媒體的挑戰，并同時拓展自身的宣傳渠道。
摘編自《新華日報》
【傅達林：走向法治型的“責任司法”】
西安政治學院教授傅達林指出，這些年在司法糾錯中，更帶有普遍性的問題不是超期追訴，而是追責過輕，有的甚至有走過場的嫌疑，引發輿論深度質疑。也正是出于對民眾期待和司法改革的回應，目前所制定的司法責任制中，突出強調了終身負責和責任倒查。前者要求辦案責任延續終身，旨在確立責任在辦案人員心里的必定性與無可逃脫性；后者要求循著案件辦理的全過程倒查責任，意味著終身責任的具體落地。兩者一體，將對辦案人員形成強有力的心理暗示和行為制約，我們固然要有效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但這并不意味著這種責任制，是脫離于法治體系之外的。相反，它應當運行在法治結構當中，才能發揮出持久性的功效。
不難看出，民眾期待更嚴厲的終身問責，而法律人則主張建構更理性的責任司法。當下的司法改革，既要堅持問題導向，努力回應公眾訴求；同時也要立足長遠，進行理性設計。司法改革的最終目標，是打造一整套統一無縫隙的制度，確保運行在這套制度上的每個案件，都能最大程度地接近公正。因此，司法責任制的建立與運行，需遵循法治原則，融入更理性的司法制度建設之中，形成功能互補、銜接配套的現代性司法結構。如此，我們才能迎來一個“責任司法”的時代。
摘編自《檢察日報》
（光明網記者 康慧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