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無疑是當前中國經濟領域的熱門話題。在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開局之年，推進結構性改革的攻堅之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如何發力？3月19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辦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上，學者圍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邏輯及實施路徑展開深入研討。

　　正確理解供給側改革理論基礎

　　在闡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和政策實施路徑之前，厘清一些關于它的理解誤區至關重要。在當前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解讀中，有觀點認為其經濟學基礎就是西方供給經濟學。對此，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郭杰回應稱，“供給經濟學是20世紀70年代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宏微觀理論的簡單化和極端化，有很強的誤導性。”他解釋說，供給經濟學是為反對凱恩斯的需求側管理而誕生的，其首要假設是恢復薩伊定律，認為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然而，無論我們是否應該主動進行需求側管理，需求側因素在“大蕭條”等屢次經濟危機和本輪全球經濟下滑中的作用都是不可忽視的。從這個角度看，供給經濟學過于以偏概全。

　　郭杰進一步表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既不是供給學派，也不是結構主義，更不是新自由主義；而是馬克思主義理論觀點和方法論在新常態下的具體運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新的歷史時期的發展和創新。它標志著我國經濟工作的指導思想和發展戰略進入一個新的階段。“生產關系必須適應生產力性質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邏輯起點，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辯證統一中，通過改革不適應新常態的生產關系，來提高生產力。”

　　談到如何認識新常態、五大發展理念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之間的關系，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副主任張曉晶認為，應當將三者放在統一框架中理解。新常態是根本性、統領性的概念，它提供了基本的語境；五大發展理念為如何適應和引領新常態提供了指導思想；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我們在新常態下貫徹五大發展理念找到了切入口和落腳點。

　　構建新型激勵相容的體系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歸根結底要落在“改革”二字。與會學者認為，有效供給不足、無效供給過大、區域空間結構不合理等供給側的結構性問題在新常態時期成為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這些問題并非一朝一夕能夠解決的，必須要進行體制改革，通過結構性改革解決供給側問題。

　　北京大學校長助理黃桂田分析，要促使中國經濟未來長期保持良好增長狀態，就必須全面深化改革。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其中一個重點就是供給管理的改革。“不能該管的沒有管好，不該管的管多了。”黃桂田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一個關鍵問題是要進一步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政府能供給什么？”在談及政府與市場關系時，張曉晶提出了這樣的問題。他認為，供給側不應局限于提供商品和勞務的生產者，政府也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提供方。而政府能夠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供給的就是善治，例如提供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創新環境、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甚至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等。

　　“改革的共識、改革的內生動力以及改革的頂層設計，只有這種三位一體的力量，才能使我們真正在改革上有所作為。”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元春看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頂層設計、共識已經具備，當前需進一步激活基層創新，增強地方政府改革的內生動力。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需要構建與新型激勵相容的體系，只有構建起這樣的機制，才能真正激發敢于改革、勇于改革的精神。

　　結構調整需重視外部機遇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個系統性工程，要做的事情千頭萬緒。哪些方面應該成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攻方向呢？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在專題報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邏輯及實施路徑》中提出了若干建議。

　　在國際大格局中，美日歐和新興市場國家不同的政策考慮將為我國結構調整提供外部機遇。報告建議，我國供給側結構性調整需要因勢利導，在大宗商品價格不振的條件下，發揮我們的成本優勢。加強與美國高科技企業合作，努力承接智能制造業轉移，攀升國際價值鏈；積極參與歐洲的基礎設施投資計劃，輸出能源、建材等領域的過剩產能；在國際資本流出的環境下，加大對新興市場國家投資，整合我國的原材料產業鏈，以資本優勢鞏固傳統制造優勢。

　　供給側調整的核心是降低成本。“我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能簡單從要素市場改革入手降低成本。”報告認為，雖然推動要素市場一體化可以在短時間內降低成本，提高有效供給，促進結構升級；但隨著人口紅利消失，環境約束加大，我國的總體要素成本隨著經濟發展必然進入上升通道，要素價格市場化帶來的短時價格下降難以抵擋長期趨勢。報告建議，在要素價格呈上升趨勢的前提下，只有在供給側實現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和創新，生產效率才能提高，在抵消要素價格上升的同時降低成本，提高供給質量和效率，促進結構調整。

　　此外，報告還主張以提高國內產品標準為手段，推動企業兼并重組，加大存量改革；以制造業高端化為主要著力點，提升產業結構，帶動服務業發展；利用城鄉收入差，通過新產業帶動新型城鎮化發展；有序廢止審批權，加強事中事后監管，進一步簡政放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