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哪里開始？消化過剩產能。過剩產能已成為制約中國經濟轉型的一大包袱。產能過剩企業會占據大量資源，使得人力、資金、土地等成本居高不下，制約了新經濟的發展。可以預計，十三五期間，中央很可能會出臺重磅措施解決“產能過剩”的問題，馬上召開的201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解決“產能過剩”的問題可能會擺到最為突出的位置上來。

　　是否消化過剩產能？供給側管理和需求側管理有兩種相反的結論：需求側管理認為市場無法出清，因此需要采用政策刺激的方式來恢復需求，令需求擴張去迎合現有產能；而供給側管理則認為市場可以通過價格調整等方式來自動出清，通過價格、產能整合、淘汰等方式來清理過剩產能，因為“過剩”存在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目前，第一個要做的，就是在減產能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工業企業盈利負增長已經持續一年多時間，其主要原因就是產能過剩，特別是鋼鐵、鐵礦石、煤炭、石油、石化等重化工業部門，產業過剩很嚴重。PPI已連續40多個月負增長，這五大行業對整個工業PPI下降的貢獻占70%到80%。

　　解決這種局面，除了涉及減產能和穩增長之間一定程度的矛盾，還有人的問題和債的問題需要解決。這樣僅僅靠地方、企業、市場恐怕很難解決，還是需要國家出面采取一些措施。過去那些產品附加值低、能源消耗高的企業會加速退出市場，特別是一些“僵尸行業”，沒有核心競爭力和先進技術，過去靠一些政策扶持和銀行貸款存活的企業在新的條件下很難獲得政策支持，從而退出市場，最終有助于整個行業恢復活力。

　　怎么處理？有五條路。一條路首先是要清退，要分類，定下來。清退定的目標，一年初見成效，三到五年完成，2017年就要基本完成，要有路線圖、實施圖與時間表。第二個還要刺激，一個銅板的兩面，供給是個手段，消費是目的，把消費刺激起來，不是用投資刺激，而是用供給刺激，高速鐵路不建的話，水泥、鋼鐵不行，還是要消化一部分，增加對經濟的消費來消化一部分。第三個要兼并重組，大吃小，就是這種方法。第四，產品到東南亞、非洲去賣，到亞非拉去賣，加大出口消費的力度。第五個是企業自身提高管理，轉型升級，提高供給的品種，上面是消費端，這是供給端。從這五個方法來解決“僵尸”企業的問題。

　　清理退出一批，不能簡單重復20世紀90年代的下崗故事。多個行業、多個地區的產能過剩正引起各方的擔憂，它可能引發通縮、失業、經濟動力不足等一系列風險。很多決策者對去產能聞之色變，認為去產能就是“破”，意味著砸機器、倒牛奶、社會動蕩。不應該簡單地用以下崗分流方式提高國有企業的生產效率。去產能也可能是“立”，通過并購重組，可以有效緩解去產能的陣痛，同時重塑企業活力。如何進一步細化生產力要素，充分發揮勞動者的作用，調動他們的勞動積極性，掀起全民創業的熱潮，是我們的著力點。

　　把歷史的時針撥回到17年前，那一次以紡織業為突破口大規模兼并重組，“去產能”效果立竿見影，卻也帶來了就業率下降、內需不足等問題。是重走老路還是另辟蹊徑？這一次去產能不能像以前一樣只“破”不“立”，應該由國家來制定標準，定性、定量、定標準、定時完成。應該避免刮“破產風”，多用“騰籠換鳥”的方式消化產能。處置的政策要明確，堅持企業主體、政府推動、市場引導、依法處置，多兼并重組，少破產清算，同時做好職工安置工作。

　　另一方面，政府支持國企進行“供給側改革，從哪里開始”？從減低成本開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多是作用于微觀，而不是作用于宏觀。企業負擔過重，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行為造成的，這也是企業減負多年來成效并不顯著的原因。對企業也就是生產者，政府要做好為企業服務的工作，關鍵點是幫助企業降低成本，包括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企業稅費負擔、社會保險費、財務成本、電力價格、物流成本等，打出一套“組合拳”。

　　中國企業的負擔重是一個老問題，減輕企業負擔的輿論一直保持著相應的強度，但問題似乎越來越嚴重。在供給側改革的思路提出后，多方意見有一個共同指向：改革的核心在于減輕企業負擔，降低企業生產經營成本。企業減負應該迎來一個突破期。

　　然而，減輕企業負擔，本質是一個政府自我改革的問題。因為企業成本中一個重要成分是制度性交易成本。上一個項目要蓋100多個公章，行政性壟斷的堡壘還很堅實，一些地方不是真放權，放下的權又要收回去，或是表面放權背地里收權。

　　企業另一項重要成本是稅費。行業研究顯示，當前中小企業需要繳納所得稅、增值稅、營業稅、流轉稅等20多種，而面向中小企業的行政收費項目多達五六十類。有測算表明，中國企業的綜合稅費負擔平均約40%。根據既定稅負水平對應的公共服務指標，減輕企業稅費負擔存在空間。但企業稅費對應的是財政收入，稅費負擔重來自政府，減稅費需要政府對自己“動刀”，減少各種行政開支，例如“三公消費”。

　　員工社會保險也是企業的重要負擔。根據目前的社保繳納政策，絕大部分省市的繳納比例都在工資總額的40%以上。在全球181個國家中，我國社保繳費率排名第一。基數定得很高，這勢必形成一個非常大的基金窟窿。

　　物流成本是讓企業頭痛的另一個問題。數據顯示，企業物流成本占銷售額的比例，中國為20%~40%，發達國家在9.5%~10%。數據顯示，中國的過路過橋費占運輸成本的34%。路橋業已成為一大暴利行業，利潤水平已超房地產、石油、證券等行業。而路橋收費的背后是政府，在于政府自利性。降低企業物流成本，政府仍要和自己過不去。

　　大政府的社會管理模式、不完善的法治狀態、不正確的政企關系觀，都是造成企業成本高的重要原因。政府要為企業發展創造條件，就得切實轉變執政理念，加快轉型，建設服務型政府。這需要的是決心，決心多大，決定政府能走多遠，企業的負擔能減輕多少。（中企之聲研究院院長 李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