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一百年”，該中國出場唱主角了
—— 《習近平時代》 選載
2015年一開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瑟夫·斯蒂格利茨就在《名利場》雜志發表《中國世紀》一文，文中說道，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計算，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在2014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從2015年開始，世界進入“中國世紀”。
2015年會成為“中國世紀元年”嗎？贊成者認為，除了中國GDP總量按購買力平價計算已經趕上美國外，還有其他“類中國世紀”現象出現，比如倡導亞太自貿區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推行“一帶一路”戰略、倡建亞投行、主辦世界互聯網大會等。反對者則認為，近期中國經濟增長“已經看到上限”，甚至稱“好像不久中國時代就要結束似的”。中國社科院發布的2015年世界經濟黃皮書認為，2015年中國仍極可能延續過去多年的慣性，成為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國家。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金燦榮則表示，現在的中國類似于“1872年的美國”，當年美國GDP按購買力平價第一次超越英國，而世界進入“美國世紀”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因此，中國世紀的元年還遠遠沒有到來。
盡管“世界第一”是當今中國絕大部分人都不接受的“桂冠”，但中國應當成為世界主要強盛國家的目標，中國人認為絕對不能動搖。
習近平提出的“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并沒有說要成為“世界第一”這句臺詞，但中國必須躋身于主導世界新秩序的大國行列，則是中國領導人和中國民眾不容置疑的目標，現在最大的懸念是實現的時間。
超美，沒有被當成終極目標
“當人們書寫2014年的歷史時，一個很少被人關注但很重要的事實是：2014年是美國能夠宣稱自己是世界最大經濟體的最后一年。中國以經濟總量第一的姿態進入了2015年，并將保持很長一段時間。中國又恢復了在人類歷史上曾有的輝煌地位。”
斯蒂格利茨在《中國世紀》一文中繼續寫道，“在出口、居民儲蓄、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中國甚至早就超過了美國。在創新和專利方面，中國雖然落后于美國，但差距也正在縮小。”
斯蒂格利茨呼吁美國政府正視“全球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出現，他說，全球經濟實力的結構性轉變從前也發生過，英國的主宰地位持續了近100年，即使19世紀70年代在經濟上被美國超越后，還是持續了一段時間。其間總會有個時間差，“美國和中國之間也會有”。
類似“中國世紀來了”的預告近期在美國媒體中也時常見到。美國彭博社2014年12月25日發表題為《中國以世界新銀行步態走來》的文章，以諷刺的語氣寫道：“多虧有了中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拉加德，世界銀行行長金墉，還有亞洲開發銀行的中尾武彥，都沒什么事可干了。”
美國《紐約時報》則在此前發表文章稱，中國領導人最近的表現顯露了“大國雄心”，他們努力證明中國不是可怕的好戰國家，并樂于幫助小國。近代中國由于國運不振，都是跟著國際形勢走，而如今中國已經參與到突破秩序和制定規則的大國事業，“2014年就是個開端”。
應當說，斯蒂格利茨的文章主旨是奉勸美國政府不要遏制中國，一個新的全球政治經濟新秩序正在形成，這是新經濟現實的結果，而且美國不能改變這個現實。他警告說：“如果我們以錯誤的方式作出回應，就會有反彈的風險，其后果是不正常的全球體系或全球秩序，這明顯不是我們想要的。”但是，他鮮明地提出“中國世紀從2015年開始”這一判斷，還是引起國際政治界熱烈的討論。
面對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一種反應是，過度自信的認為“中國世紀”已經到來的觀點開始在西方世界流行，“中國模式”擊敗“美國模式”——這種論調在美國爆發次貸危機時在北美最為流行；另一種反應是，把西方某些個別認為中國將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的觀點視為一種陰謀，是想讓中國承擔更多國際責任。但對于絕大部分中國人來說，“世界第一”“中國世紀”等光鮮的桂冠，更多的理解為一種忽悠，或者說是一種過分的抬舉。
在不久后的2015年3月15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對于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的相關問題作出回應：“我在國外也經常聽到這種說法，總是有被忽悠的感覺。因為按照國際權威統計，中國也就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更重要的是，按人均GDP，我們是在世界80位以后。春節前我去西部農村連走兩戶人家。一家母子二人，住在四面透風的破瓦房里，兒子40多歲了，因為窮還沒有娶上媳婦。另一家好不容易出了一個大學生，但是妹妹為了讓哥哥更好地念書，春節還在外面打工沒有回家。我看了確實很心痛。這樣的例子還很多，如果按照世界銀行的標準，中國還有近2億貧困人口，中國是實實在在的發展中國家。”
時下的中國人不愿意承認自己已經是“世界第一”，但并不意味著中國人會心甘情愿地永遠待在“世界老二”或者世界二流國家的位置上徘徊不前。
繼中共十五大報告首次提出“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之后，中共十八大報告再次重申：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新中國成立一百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習近平當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之后，他反復強調“兩個一百年”目標就是軍令狀，是不可動搖的奮斗目標。比如，2014年10月29日，他在會見博鰲亞洲論壇理事會代表時指出：我們正在全面深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堅持依法治國，加強執政黨建設，朝著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邁進。
對于中國的“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人們有不同的解讀方式，但不管怎樣分析，總是要把中國放在歷史的坐標上來理解，才能洞悉中國人心中“強國夢”的真正內涵。
中國著名清史學家戴逸在《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的報告中指出：1800年，全世界有9億人口，中國占3億。中國的糧食產量也占全世界的1/3，當時居世界首位。同時，中國的工業產值仍占全世界的33.3%，全歐洲只占28.1%。18世紀全世界超過50萬人口的大城市有10個，其中中國占6個（北京、南京、揚州、蘇州、杭州、廣州）。
但之后一個多世紀的衰敗，讓中國迅速跌入失敗國家的深淵。就在甲午戰爭中國慘敗于日本后的最黑暗歲月里，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依然喊出了中國要成為“地球上第一強國”的口號，他在1894年的《上李鴻章書》中提出，中國“必能駕歐洲而上之”，而且在1919年的《中國實業如何能發展》一文中提出，只要振興中國的實業，“不特可與美國并駕，且當四倍于美國”。
在毛澤東看來，趕上美國，超過美國，不是中國發展的目標，中國的目標是為人類做出較大的貢獻。1955年10月，毛澤東在與全國工商聯執行委員會委員座談時說：我們的目的是要趕上美國，并且要超過美國，美國只有1億多人口，我們有6億多人口，我們應該趕上美國。究竟要幾十年，大家努力，至少是50年吧，也許75年，75年就是15個五年計劃。哪一天趕上美國，超過美國，我們才吐一口氣。1956年，毛澤東在《紀念孫中山先生》一文中進一步闡發了中國超越美國是為了為世界多做貢獻的思想：中國是一個具有960萬平方公里土地和6萬萬人口的國家，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而這種貢獻，在過去一個長時期內，則是太少了。這使我們感到慚愧。
毛澤東認為，作為世界上幅員遼闊、人口最多的國家，有自豪的文明史，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結果你搞了五六十年還不能超過美國，你像個什么樣子呢！那就要從地球上開除你的球籍！”
追隨國家富強的目標，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是鄧小平終身的追求。1977年5月，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指出：明治維新是新興資產階級干的現代化，我們是無產階級，應該也可能干得比他們好。1985年4月，鄧小平在會見外國友人的談話中，突出了通過改革實現民族振興的戰略構想：現在我們干的是中國幾千年來從未干過的事。這場改革不僅影響中國，而且會影響世界。1990年4月7日，鄧小平在《振興中華民族》的談話中又一次表達期望：我們要利用機遇，把中國發展起來。下個世紀中國是很有希望的。
為了實現國家發展目標，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親自制定了中國的“三步走”戰略計劃：第一步用10年的時間達到溫飽水平，第二步再用10年時間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是在21世紀再花50年時間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
通過追溯歷史，人們可以基本理清一個邏輯：中國的百年復興計劃，不是為了超過美國，而是自身發展的需要，也是讓中國對人類做出較大貢獻的自覺追求。
作為中國這艘巨輪的船長，習近平深知穩妥地把握方向是船長第一位的責任。2013年10月7日，習近平在出席APEC峰會發表演講時做了這樣的表述：中國是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一旦出現就無法挽回、無法彌補。我們既要大膽探索、勇于開拓，也要穩妥審慎、三思而后行。我們要堅持改革開放正確方向，切實做到改革不停頓、開放不止步。
習近平在這次演講中還強調，我對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抱著堅定信心。同時，我們對需求下滑、產能過剩、地方債務、影子銀行等問題和挑戰保持著清醒認識，對外部環境可能帶來的沖擊高度關注，正在采取穩妥應對措施，防患于未然。
時事評論家普遍認為：當今中國的領導人手里握著一把好牌，只要不莽撞，不犯顛覆性錯誤，不走邪路和老路，就一定能夠實現自己的國家目標。
習近平作為一位經受過多種考驗的成熟政治家，無疑為中國的航向穩定性又加了一塊壓艙石。對此，曾經訪問中國上百次、與中國歷屆最高領導人都有過面對面交往的基辛格對習近平有這樣的評價：習近平身負重任，他正試圖改變一個擁有13億人的國家，改變中國多年來業已建立的模式，也正取得一些成功。在中國人口從農村進入城市、世界經濟日益復雜之際進行這個轉變。我覺得，習近平會作為一位給中國帶來重大改革的領導人被載入史冊，其中一些改革將為中國帶來歷史性巨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