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發生的深層原因在于發展理念的偏差。一是發展方式轉變滯后，源于技術創新能力低、產業結構難以升級，缺乏競爭力；二是經濟制度創新滯后，政府與市場關系不協調，市場競爭力不足，政府干預過多，市場失靈領域政府又嚴重缺失，缺乏公平競爭的動力保障；三是法制秩序滯后，對市場經濟競爭中的私權缺乏保障，對政府的公權缺乏有效約束和規范。由此產生普遍的“尋租”，資源配置從根本上脫離市場效率原則，而是根據尋租強度配置資源，這樣既無效率，也無公正。

　　穿越“中等收入陷阱”關鍵在于努力轉變發展方式，切實使經濟發展從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擴大轉變到效率提升。

　　要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使政府在宏觀調控領域、市場失靈領域、社會長遠發展目標上起主導作用。要全面依法治國，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民主和法治建設，形成法治中國、法治社會、法治政府的治理格局，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民主與法治制度逐步完善。無論是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還是全面依法治國，都必須依靠黨的堅強領導。

　　新常態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主要任務——堅持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

　　政治經濟學所要處理的基本問題，就是協調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各種矛盾，研究如何有效地以最低的成本化解多種發展摩擦，調動多方面的積極性，緩解和減輕解放與發展生產力的阻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就是要分析怎樣擁護社會主義制度，使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力量越來越大，努力緩解改革發展的阻力，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

　　激勵和約束機制的統一。這既是調動積極性方面的基本問題，更是轉軌中我國面臨的特殊問題。改革說到底是權責利在制度上的變革，在制度變革中如何實現三者的相互統一，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關注的重要問題。要防止權責利三者脫節，即有權利的人可以不負責任，履行責任的人不能獲得相應的利益。這主要涉及企業治理結構問題。

　　調動中央和地方兩方面的積極性。與蘇聯計劃經濟體制強調的中央垂直管理的“部門主義”相比，我國是“條塊結合”：在中央垂直管理的同時，給地方政府相當大的獨立的經濟權利空間。這樣做的好處在于有利于調動中央和地方兩方面的積極性，弊端則在于長期存在“條塊之爭”，即中央和地方的矛盾。長期以來，我國的經濟體制調整和政策演變，都旨在緩解這一矛盾。這主要涉及政府治理結構問題。

　　努力緩解改革發展的阻力。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亟待總結的實踐經驗，更是為豐富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急需貢獻的中國智慧。主要包括改革、發展、穩定三者間關系的協調，增量改革與存量調整關系的處理，改革的可行性與必要性之間的均衡，發展的重點與全局的統一，政策的短期目標與長期目標的銜接等。這些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學說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實現共同富裕。這是調動積極性的根本利益原則。實現共同富裕，必須要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基礎上，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分配制度。在堅持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的基礎上，統一協調按貢獻、按要素和全要素效率分配的激勵機制。在政府、企業、勞動者三者初次分配關系上，在地區、城鄉、產業之間的分配結構上，在城鄉居民內部的收入分配差距上等方面，從制度、機制、政策上予以協調，切實統一效率與公平，在有效推動發展的基礎上更充分地體現“共享”理念。事實上，使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不僅是社會主義公平、公正原則的重要體現，還是提高效率的根本保證。

　　總之，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波瀾壯闊的進程和舉世矚目的成就離不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理論指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生動實踐又為不斷開拓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新境界提供了鮮活經驗。要在理論與實踐的互動中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新發展，更好指導我國經濟發展實踐。

　　劉偉?經濟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學科評議組理論經濟學委員，教育部學科發展與專業設置專家委員會副主任。

　　主要研究領域包括政治經濟學中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制度經濟學中的轉軌經濟理論，發展經濟學中的產業結構演變理論以及經濟增長和企業產權等問題。（劉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