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供給側改革應有科學思維

　　當前，中國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所要達到的緊迫目標，一是“穩定經濟增長”；二是“實現經濟轉型升級”。其中，“穩定經濟增長”的含義是希望不再采取刺激性政策來擴張生產規模，而是要從實體經濟深處激活新的增長動力，著力于提高“潛在增長率”水平。而“實現經濟轉型升級”的含義則是希望逐步擺脫資源驅動和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的增長模式，使產業結構現代化、綠色化、高效化，產業升級體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和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因此，強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質上就是主張以更高質量的供給機制來實現可持續的發展。

　　需要科學認識的是，所謂“供給側”和“需求側”，是經濟學描述復雜經濟現實所定義的概念，而任何經濟學概念都不可能是絕對精確地對應于客觀現實的，因為現實世界本身并無絕對的界限。所以可以看到，同一類經濟行為（現象）往往都會具有供需的雙重含義。以通常認為是需求“三駕馬車”之一的“投資”為例，對短期（本期）來說“投資”是需求，表現為支出貨幣購買生產要素；而對長期（下期）來說“投資”是供給，決定了生產能力和技術狀況。其實，無論是需求側對策還是供給側對策，都得運用投資手段，只不過前者主要著眼于短期目標（應對經濟波動），后者主要著眼于長期目標（實現創新升級）。

　　所謂“消費”也是如此。經濟學定義的消費需求只是購買產品的瞬間，一旦支付了貨幣完成了購買進入實際消費過程，無論是生活消費還是生產消費，就都成為供給，即勞動力的生產和產品的生產。所以，在經濟學的供求恒等式“消費+儲蓄=消費+投資”中，“消費”既是供給也是需求。從一方面看，生產（供給）決定消費（需求），因為人們只能消費能夠生產出的產品；但從另一方面看，消費（需求）也決定生產（供給），因為如果不能適合買方的需求，生產再多的產品也是過剩之物。所以，需求政策主要著眼于消費購買行為：有人買就好；供給政策主要著眼于實際消費過程：用得好才好。

　　在實施具體經濟對策時，供給側與需求側更是難解難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固然是著眼和著力于實體經濟，但也離不開貨幣經濟。實際上，每一個供給行為（出售）都表現為對應的需求行為（購買），實體經濟得以貨幣金融為血液。所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總是需要從實體經濟和貨幣金融兩方面著手。實體經濟的改革必須有金融體制改革相配合。如果金融不能有效發揮功能，為實體經濟服務，實體經濟的改革也難以有效推進。

　　更重要的是，實施經濟對策絕不可忽視宏觀需求管理與供給側改革的協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關注經濟轉型升級，但經濟轉型升級是一個長期動態過程，而整個過程的每一時間段，都是不能略過的“短期”：長期是由短期組成的。如果短期過不去，也就達不到所期望的長期目標。所以，經濟轉型升級必須在一定的經濟增長過程中實現，如果不能穩住一定的增長率，經濟轉型升級就沒有支撐條件。反過來，如果不能實現經濟轉型升級，經濟增長就不可持續，一味進行短期需求擴張也難以避免“硬著陸”和金融風險。

　　可見，在以交換為基本關系的市場經濟中，一切經濟行為和現象都是雙面性的和對立統一的。有買就有賣，有收入就有支出，有債務就有債權，有供給就有需求。中國經濟歷經3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經濟高增長時代，現在已經進入了一個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才能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的新時代。需要開拓更大的經濟策略運作空間，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促進經濟轉型升級。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需求側調控密切相連，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歸根結底將體現在供給系統對于需求變化的更高彈性，即靈活反應能力。產能過剩和庫存積壓，本質上就是因供給彈性缺乏而無法實現市場出清，是供需關系矛盾的凸顯。

　　以適當的需求調控為供給側改革鋪墊必要景氣條件

　　要看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歸根結底是由企業在一定的市場環境中能動地實現的，而不可能主要依靠政府的直接干預和政策運作來實現。但企業所處的經營情景往往是：當宏觀經濟景氣度很高時，由于“賺錢容易”，所以雖有轉型升級和技術創新的能力，但往往缺乏轉型和創新動力；而當宏觀經濟景氣度很低時，由于企業經營困難，拼力“活下去”是當務之急，所以盡管深切感受到轉型升級和技術創新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具有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內在動力，但卻恰恰缺乏財務能力。而如果整個宏觀經濟處于衰退緊縮狀態，大多數企業感覺調整升級力不從心，則所期望的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會遇到很大困難。

　　所以，經濟政策的運作，實際上就是要創造一種讓企業既有動力也有能力進行結構調整和創新升級的經濟環境。這主要體現為三方面的政策安排：第一，采取適當的宏觀需求管理政策，包括貨幣金融政策和財政稅收政策，穩住經濟增長速度，使之保持在一定的增長率區間，避免“硬著陸”，從而穩定和增強企業信心。第二，加快改革，擴大企業經營的自由度，減少政府不當干預和繁瑣管制對經濟活力的約束，最大限度增強生產和生活的便利性。只要企業生產和居民生活更便利，即使不考慮其可以產生的供給側效應，僅就其產生的需求效應，也可以在短期內較快改善經濟景氣狀況。第三，對嚴重失衡而必須進行強力調整的結構性“淤結”，例如嚴重過剩的產能、庫存等，采取“外科手術”式方式進行處置，當然，政府也應采取一定的援助方式，以減少“手術”過程的“疼痛感”。

　　總之，當前，確有必要更加注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但也必須認識到，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不可能單兵突進的。就經濟管控和干預政策而言，宏觀需求管理與供給側改革，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兩者搭配的“組合拳”。更何況，如前所述，需求與供給之間本無絕對分明的界限。尤其是在實際政策操作中，任何政策舉措都會產生需求側與供給側兩方面的效應。這就如同使用剪刀，無論操作過程是左把使力還是右把使力，其效應都是雙方著力的結果。就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現實過程而言，保持一定的宏觀經濟景氣度是其必要的實施條件。所以，政府在強調注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同時，出臺一定的宏觀需求調控政策，避免經濟增長失速，并不令人吃驚。當然，必須密切關注政策效應，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鋪墊必要景氣條件的適度寬松政策同強烈經濟刺激政策之間也沒有絕對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