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這種背景下，將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對立起來的做法是教條且沒有意義的。另外，從歐洲的一些國家和日本在進行結構性改革時都產生過緊縮效應的經驗來看，將需求管理作為結構性改革的一種對沖機制，同樣也是不可或缺的。在強調將供給管理作為主攻方向的同時，還需關心如何找到有效方法適度擴大總需求。在我國居民儲蓄率持續偏高的背景下，財政政策擴大總需求的重要途徑是加大政府支出。一方面，繼續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入，改變以往忽視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和專科教育，側重高學歷教育的現象，構建結構合理的人力資本市場，為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產業升級做好準備。另一方面，由于基礎設施投資在增加有效需求的同時，不會帶來新的產能過剩，因此還應該增加基礎設施投資。當前，我國進行基礎設施投資的領域還很多，且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還比較落后，有政策加碼的空間。

　　在一定的操作框架下保證財政政策的可持續性。當前，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求財政同時在供給側和需求側發力，供給側方面需要通過結構性減稅的方式激活社會活力，而在需求側又需繼續加大投入，一減一增，財政缺口勢必進一步加大。目前，我國政府總體債務率并不高，中央政府負債率2014年末只有15%，且呈現遞減的趨勢。但同期地方政府債務率則達到了86%，且有不少市縣的債務率超過了100%。為彌補支出缺口，2016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階段性提高財政赤字率的辦法。這一做法，在當前同時需進行減稅和增支的背景下，是不得已為之的做法。但是由于前期債務壓力已經較大，因此要在一定的政策操作框架下才可能持續。這一政策操作框架主要包含：一方面要樹立正確的觀念，要認識到，單純的反周期調節可能拉動經濟走出低迷，卻無力恢復經濟的自主增長動力，因此財政政策一定要有退出機制。另一方面要構建適應我國需要的“黃金法則”，要借鑒國外的經驗和教訓，構建適合我國需要的財政投放規則，在關注穩增長、調結構的同時，將債務率能否實現收斂考慮在內，真正實現財政的可持續性。另外，還需要改變財政的投放方式，加快PPP模式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應用，穩步推進政府投資基金等市場化方式支持產業投資，發揮財政資金的杠桿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