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排斥的托爾斯泰

　　和巴爾扎克一樣，列夫·托爾斯泰在我國的命運同樣堪憂。其中的原因，除了西方所謂的意識形態“淡化”，恐怕還有我們的自我放逐和盲目與西方趨同。

　　且說列寧對托爾斯泰的褒獎具有鮮明的國家意識和階級立場。套用恩格斯的話說，那是因為他看到了托爾斯泰的現實主義的勝利。在《列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一文中，列寧認為托爾斯泰表現了俄國革命的特點。因此，他的矛盾是俄國農民的矛盾。由此，列寧稱托爾斯泰是偉大的、清醒的現實主義者。

　　誠然，我要說的不僅僅是列寧和托爾斯泰，而是與之關聯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關于后者，20世紀上中葉至今，西方和俄蘇已有許多討論。其中最耀眼的莫過于巴赫金的品評，諸如對話理論、復調理論等。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赫金的走紅自然要歸功于形式主義和整個后現代時期學術界對國家意識或意識形態的“淡化”，以及對“人權高于主權”的強調。不過，即或有人因某種無知或逆反而忽視列寧，至少不會忘記弗洛伊德吧？后者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評價固有他一貫的偏頗之處，卻不可謂不深刻、不可謂不真誠。弗洛伊德在匆匆褒獎了陀氏作品之后，就單刀直入、分析其人格問題了。他說：“由于作家選擇的素材中殘暴、兇殺、自私的人物比其他所有的人物都突出，這表明他內心深處是喜歡那種生活的，再說他自己的生活中也確有一些是這樣的，如嗜賭，也許還奸污過一名幼女（坦白）等。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有種極為強烈的破壞性本能，這本來很容易使他成為罪犯的，但在他的生活中這種破壞性本能卻主要（沒有向外，而是向內）針對自己本人，因而表現為受虐型和罪孽感。但是他身上總還殘留著相當多的虐待狂的特征，這表現在易沖動，愛折磨人，毫不寬容——即使對他所愛的——并且表現在作為作者對待讀者的態度上。”對此，我們姑妄聽之。但是，我們不能不由此聯想到19世紀的俄國知識分子，尤其是從普希金到托爾斯泰那一班經典作家，他們大多扮演了殉道者的角色，即為大我、為俄國的命運廢寢忘食。而陀氏卻是個偏執的宗教狂。

　　文化消費主義之禍

　　我的問題是：啟蒙作家暫且不論（因為他們主要不是文學家），巴爾扎克和托爾斯泰緣何逐漸淡出我國（如文學理論家、批評家）的視閾，而左拉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尤其是陀氏，又緣何自20世紀中晚期以來幾乎獨占鰲頭、成了西方和我國批評界的寵兒呢？人們固然假借巴赫金和種種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之名給出了許多理由，但我想強調的是，這或許與意識形態或國家意識“淡化”、大眾文化或消費主義興起、“世界文學”或世界主義抬頭等不無關系。

　　第一點無須贅述，因為全球化本身就意味著國家意識的“淡化”，盡管這個“淡化”是要加引號的（首先，實質也好，表象也罷，跨國公司四海為家極易模糊國家觀念；其次，不少學者認為全球化也即美國化，而白宮主人們張口閉口的“美國利益”恰好印證了這一點。這是錢幣的兩面）。

　　第二點，倒是可以多說幾句。首先，從學理上說，西方知識界討論“消費文化”或“大眾文化”久矣。其次，當今美國式消費主義正是基于“大眾文化”的一種創造，其所蘊含的資本邏輯和技術理性不言自明。而好萊塢無疑是美國文化的最佳例證。早在20世紀20年代，好萊塢作為美國“大眾文化”的標志，就已成為美國高層的共識。其中的國家意識顯而易見。

　　第三點指向兩個完全不同的向度，一個是歌德在看到《玉嬌李》等東方文學作品之后所率先呼喚的“世界文學”。盡管開始應者寥寥，但近來卻大有泛濫之勢。這多少體現了資本主義制度在西方確立之后，文學是如何率先伸出全球化或世界主義觸角的。遺憾的是資本的性質沒有也不會改變。除了善意地相信其中的理想主義傾向或許多少蘊含著某種社會主義全球化的征兆，當前學術界的所謂“世界文學”與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基于階級和國家理念的“世界的文學”言說可謂南轅北轍。簡而言之，馬克思恩格斯對“世界文學”的認知是建立在對資本從地區壟斷到國家壟斷再到國際壟斷的批判性、否定性基礎之上的。換言之，它是資產階級以自己的方式建立世界（包括物質和精神形態）的必然結果；同時，由于國際市場的建立，“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事實如此，不論我們愿意與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