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系統描繪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
《烏托邦》的全稱是《關于最完美的國家制度和烏托邦新島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書》，這樣的書名表明，莫爾譴責對勞動人民的剝削壓迫，把維護剝削壓迫制度的國家作為憤恨的對立面，展開了對資本主義本質的揭露批判，完全是為了建構一個“最完美的國家制度”。莫爾把未來的國家和社會稱為“新世界” ，他第一次告知世人，作為“新世界”的“烏托邦國家有非常多的特征” 。莫爾在《烏托邦》第二部里，傾力描繪了“最完美的國家制度”的種種特征，這些特征廣泛地涉及到烏托邦國家和社會制度的方方面面，主要是經濟制度、政治制度、文化教育制度等。
經濟制度方面。在烏托邦，生產資料和全部產品實行公有制度，“一切歸全民所有，……每人一無所有，而又每人富裕。” 烏托邦的生產以農業和手工業為主，每個成年人都要參加勞動，既要從事農業勞動，也要學會從事一項專門的手工工藝。每天的勞動只需6小時，但已足夠保證“生活上的必需或便利所萬不可少的全部供應，……而且綽有余裕。” 除了體力勞動外，還有的人因為需要可以專門從事腦力勞動，“認真進行各科學術的研究。” 同時，烏托邦憲法規定，所有從事體力勞動的公民，還要盡可能地有充裕的時間用于精神上的自由及開拓，使他們在勞動之后充分享受精神生活的愉快。由于烏托邦的勞動生產率高，物資產品豐富，一切貨品供應充足，因而烏托邦實行按需分配的制度。可以說，烏托邦建立了從搖籃到墳墓的經濟福利制度，其公共福利包括，實行公費醫療制度，有病住院得到悉心的治療和精美食品的照顧；建立了公共食堂，大家到“廳館”集中就餐，也可以自己在家開伙，但趕不上公共食堂的飯菜水平；采取住宅產權公有，使用則歸于個人，而且相應地每隔幾年根據需求進行房屋的調換；實行社會保障制度，“那些曾經從事勞動而現在已經喪失勞動力的人，和仍然從事勞動的人受到同樣的照顧。”
政治制度方面。烏托邦全島方圓500哩，共有54個城鎮，其中的亞馬烏羅提城是首都。烏托邦以每30個住戶組成一個基層單位，設一官職“飛拉哈”（行政官）。每10名“飛拉哈”也就是300戶，產生一個“首席飛拉哈”。在“首席飛拉哈”（高級行政官）之上，就是烏托邦的最高行政長官總督。烏托邦的國家機關設有議事會（議事機構）和元老院，掌管全國大事。在莫爾筆下，烏托邦政治清明廉潔，當時流行于歐洲各國的行賄、貪污、拉宗結派等政治腐敗現象已經絕跡，歐洲封建王室中存在的謅媚、奉承、無休止的流血陰謀和權力斗爭，也不復存在了。烏托邦之所以能夠消除舊國家的政治弊端，是因為實行了民主政治制度。首先，烏托邦實行民主選舉，全體官員都由民主選舉產生，而且一年一選，連選可以連任，無須一定更換。“飛拉哈”由公民直接選舉產生；“首席飛拉哈”則由“飛拉哈”間接選舉產生；至于總督，先是由全體公民選出4個候選人，然后交由“飛拉哈”以秘密投票的方式從中選舉出一個，并提交議事會決定。其次，烏托邦的公共事務實行民主管理，凡重要的公務都要提交“飛拉哈”會議，由“飛拉哈”通知各住戶開會討論，并將決定報告議事會，必要時還要提交全島大會審議。第三，烏托邦實行民主監督，凡是不稱職的官員，就及時予以撤換。
文化教育制度方面。莫爾認為，在烏托邦生活的居民，絕不能像舊社會的人們那樣粗野無文，愚昧頑鈍，那兒的制度與“愚昧無知是完全格格不入的” ，每一個人都應是有文化、有教養的具有高尚精神的人。因而，烏托邦建立了公共的、平等的、普遍的教育。莫爾的公共的、平等的、普遍的教育，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所有男女兒童一律進入學校，求取知識，修養品德。他說：“所有兒童都被引導讀有益的書。” 由教士充當教師教育兒童青年，“關心培育他們的品德和關心他們讀書求知” 。莫爾深信，經過優良的公共教育，是可以把青少年培育成為符合新社會所要求的一代新人的。他把烏托邦人塑造為全人類的楷模，因為這里的人和別的地方比起來，是“高度有文化和教養的人，……高出幾乎其他所有的人。” 二是成年男女必須在勞動之余接受公共的文化科學知識教育和道德教育。莫爾在《烏托邦》中反復指出：“大部分公民，無論男女，總是把體力勞動后的剩余時間一輩子花在學習上” 。城市里每天都舉行公共學術演講，公民們總是自覺地成群結隊地前往聽講。
不難理解，莫爾所描繪的在一個以農業和手工業生產為主的國家里，建立在財產公有、人人勞動、按需分配基礎上的經濟平等、政治民主、文化教育公平普及的新制度——社會主義制度，是何等的超凡脫俗，精美絕倫。由于反映了被剝削壓迫的早期無產者和勞動人民的強烈要求，烏托邦所呈現的聞所未聞、與污濁的現實世界形成鮮明對比的最完美的國家制度，震驚了當時的社會。《烏托邦》很快地成為暢銷書，并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出版，人們以爭相閱讀和傳說烏托邦的故事情節為快樂興奮之事。
《烏托邦》運用文學游記的形式，生動地描繪理想國家美好制度的方法，可謂獨樹一幟，影響深遠。1601年，另一位杰出的空想社會主義者康帕內拉寫下了《太陽城》，他曾明確地表示自己崇拜莫爾。康帕內拉說：“圣徒托馬斯?莫爾的權威意見卻駁倒了（這些反對意見），他之所以描述一個臆造的烏托邦國家，目的是要我們按照它的方式建立自己的國家。” 《太陽城》明顯地打上了脫胎于《烏托邦》的印記，因此它和《烏托邦》被人們喻為姊妹篇。1619年，又一位空想社會主義者安德里亞，受到《烏托邦》的直接啟發，撰著了《基督城》。安德里亞早在大學學習期間，就已詳細讀過《烏托邦》。《基督城》出版后，安德里亞甚至這樣評價道：“說到我自己的作品，那是很容易把它棄如敝屣的，因為它不像莫爾的作品那么重要，或者那么豐富。” 這之后，空想社會主義的著作還有維拉斯的《塞瓦蘭人的歷史》，卡貝的《伊加利亞旅行記》，也都師承《烏托邦》。至于其他的社會主義著作家，在他們的著述里研究和闡發莫爾的思想，更是不計其數。
也許會提出這樣的問題，早在莫爾之前，人類就已經有了對理想社會的追求和描述，例如，古代社會流傳下來的一些關于財產公有、福利共享等等觀念，最著名的就是關于“黃金時代”的傳說。公元前8至7世紀，在古希臘貧苦農民中產生了平均財產的要求，同時產生了對人類初期幸福童年的向往。他們認為，在遠古時期，一切都處于“自然狀態”，不存在私有制，物產豐富，人們無憂無慮地生活著，世界對一切人來說都是一個光明快樂的天堂，這就是“黃金時代”。“黃金時代”的傳說，固然猜測到了原始社會是一個公有制社會，但這些傳言大多是零星的、片斷的、支離破碎的。而莫爾的功績正在于，他把數千年來人們所幻想、期盼的美好理想，建立在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上，第一次進行了系統化、理性化的表述。
還有人提到，對莫爾產生過重要影響的著作有柏拉圖的《理想國》和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又譯《神國論》《天城論》），這兩本書也都闡述了公有制和有關理想生活的問題。而且，青年時代的莫爾就酷愛柏拉圖關于公有制的學說，也曾在大庭廣眾之中講解過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但是，莫爾的《烏托邦》與上述兩書之間存在著極大的區別。柏拉圖所描寫的是一種典型的奴隸制國家，正如馬克思指出的，“他的理想國只是埃及種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 。至于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則是在“天國”中尋求自己的理想。奧古斯丁認為上帝創造一切，上帝的本意是將人類安排在天堂享受永生的幸福，讓所有人一律平等，然而人類的祖先亞當和夏娃違背了神意，使整個人類都犯有原罪，因此，人類必然受到奴役和懲罰。奧古斯丁把人在地上的生活看作是罪惡的、暫時的，只是為走向永久的、虛幻的天堂生活作準備，他是神權和教會國家的思想的鼓吹者，是奴隸制、私有制和社會不平等的捍衛者。這與莫爾立足于現實，在人間世界勇敢追求理想，建立實行公有制、沒有剝削壓迫和沒有專制暴政的完美的社會主義國家制度，有著天壤之別，不可同日而語。考茨基曾經準確地說明了莫爾與柏拉圖的區別，“莫爾是站立在近代社會主義基地上的，這種社會主義與古時外貌上類似的那種現象有本質上的區別。莫爾的共產主義和柏拉圖的共產主義不但在出發點方面，就是在它們的要求和目的方面也都根本不同。二者自然有許多在外觀上共同之點，但是只有膚淺的觀察者才會因此混淆真相。把莫爾的共產主義同柏拉圖的等量齊觀，等于是：因為一塊紅磚和一朵玫瑰顏色都是紅的，就說它們本質上是同種同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