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祝列克

　　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強調，要“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是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安定有序、國家長治久安的基本保障，對于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重要意義。

　　直面問題，強化薄弱環節

　　古人講，“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當前，隨著我國全面深化改革的推進和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社會治理領域面臨許多新情況、新挑戰，突出表現為一元管理體制與多元社會訴求之間的矛盾。一是新的社會階層分化。社會結構從改革開放前的“兩個階級、一個階層”即工人階級、農民階級、知識分子階層，分化為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專業技術人員、產業工人、農業勞動者等10多個階層，利益訴求呈現多元化。二是新的社會組織涌現。非政府組織、社會團體大量出現，替代政府為公眾提供公共服務和精神依托。三是新的社會需求增長。人們在基本生存需求得到滿足后，進而追求社會安全、民主權利等更高層次需求，階層之間、代際之間需求差異擴大。四是新的社會事務產生。出現了物流寄遞、物聯網、云計算等新業態、新事務，成為社會治理新課題。五是新的社會心態滋長。部分利益受損群體、弱勢群體心態失衡，仇官、仇富心態突出，社會情緒極易被挑動爆發。六是新的社會矛盾凸顯。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化和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僵尸企業”、下崗失業、債務糾紛等問題增多，非法集資案件高發頻發。因征地拆遷、環境保護等問題引發的群體性事件時有發生。全國有2.5億以農民工為主體的流動人口，在城鎮不能平等享受教育、就業、醫療等公共服務。

　　面對新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矛盾，社會治理工作的理念、體制、能力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環節。在理論研究方面，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成就相比，我國的社會治理是一個比較明顯的“短板”，對如何正確處理政府與社會的關系，解決好一元管理體制與多元社會訴求之間的矛盾，理論研究和實踐創新都還不夠。在法治建設方面，我們黨完成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轉變之后，法律制度中的“革命型”印記尚未完全消除，強調管理、強制、打擊多，關注協調、協商、保護人權不夠，從“硬法”向“軟法”的演進尚未完成，社會領域法治建設比較滯后，學法尊法守法用法的社會氛圍還未形成。在治理能力方面，政府職能存在“缺位”、“越位”和“錯位”現象，往往重經濟建設、輕社會建設；執法部門條塊分割、分工過細、職能分散、各自為政，管理和服務覆蓋面不廣；一些基層黨組織和黨員不善于做群眾工作，對新社會階層和社會組織的影響力、凝聚力、感召力不夠。在基層基礎方面，社會組織不夠成熟，數量少、規模小、服務水平低；社區建設亟待完善，政府服務、公益服務、便民服務沒有配套銜接。在風險防范方面，一些黨員干部風險意識淡薄，缺乏政治敏銳性，對經濟、網絡、文化等非傳統領域的安全工作重視不夠；公共安全的思想、組織、群眾、技術防線還不夠堅固；暴力恐怖風險上升，車站、機場、地鐵等公共場所和網絡安全等領域潛在危險源增多，食品藥品安全、環境安全更受公眾關注。我們必須尊重社會建設規律，一方面要注重社會治理的頂層設計，另一方面要立足中國國情，“摸著石頭過河”，不斷探索和完善我國的社會治理體系。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理想的社會“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人的自由發展，必然要求政府轉變職能，限制政府權力，實現從政府管理到社會共治的重大轉變。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要以創新理念思路、體制機制、方法手段為動力，以法治為引領，以信息化和現代科學技術為支撐，打造社會治理人人有責、人人盡責的命運共同體，構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會治理格局。

　　推進社會治理現代化。社會治理是世界各國面臨的共同課題。西方國家的現代社會治理起步較早，有一些成熟理念和經驗值得借鑒。比如，“小政府—大社會”體制，政府向市場和社會放權，將大量社會服務項目推向市場；“底線治理”理念，集中資源和力量打擊懲處違反法律的社會行為，對于公眾一般社會行為管制比較寬松；“柔性治理”方式，注重發揮意識形態、宗教、道德等軟性約束力量作用，重視塑造國民的共同價值觀，等等。社會治理既要立足我國國情，充分考慮歷史文化傳統和“熟人社會”等社情特征，發揮自身優勢，也要借鑒國外社會治理有益經驗，以開放式思維和底線治理、柔性治理理念，提高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