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這一形式經濟思想史“出發點”的，包含古代的一些重要著述者的“天才和創見”，如亞里士多德“發現貨幣流通的兩種不同形式，一種是貨幣執行單純流通手段的職能，另一種是貨幣執行貨幣資本的職能”。這里，亞里士多德“實際上正確地提出了這個對貨幣學說有如此決定性意義的問題”(43)。而柏拉圖“把分工描述為城市的(在希臘人看來，城市等于國家)自然基礎”的見解，“在當時說來是天才的描述”(44)。

　　在對重商主義所作的經濟思想史研究中，馬克思提到，杜林沿襲李斯特認為安東尼奧·塞拉1613年發表的《略論以金銀充分供應無貴金屬礦的王國的手段》是“意大利第一部專門的政治經濟學著作”的訛誤。馬克思認為，“實際上并非如此”，其實“早在1609年，即在《略論》出現前四年，已經發表了托馬斯·曼的《論英國和東印度的貿易》”，這是“重商主義具有一部劃時代的著作”。馬克思認為：“這一著作，早在第一版就具有特殊的意義，即它攻擊了當時的英國作為國家政策還受到保護的原始的貨幣主義，因而代表了重商主義體系對于自身的母體系的自覺的自我脫離。”因此，“如果說重商主義具有一部劃時代的著作……那就是托馬斯·曼的著作”(45)。馬克思對經濟思想史的這一探索，不僅澄清了經濟思想史的一些史實，而且也非常清晰地表達了經濟思想史應該具備的基本的科學方法。

　　馬克思對配第在經濟思想史中的地位作了高度評價，認為他是“現代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從“對經濟學史的獨立的闡述”意義上來看，配第在《賦稅論》(1662年第1版)中，已經“對商品的價值量作了十分清楚的和正確的分析”，除此“配第的十分圓滿的、渾然一體的著作，是他的《貨幣略論》，這本書在他的《愛爾蘭解剖》一書出版十年之后，即1682年出版”。進而在《貨幣略論》中，配第“在其他著作中所包含的重商主義見解的最后痕跡，在這里完全消失了”(46)。在《政治算術》中對統計方法的創造和運用，成為配第創作的一部“真正經濟學的著作”(47)。

　　馬克思對配第到斯密這一期間，即17世紀下半葉到18世紀上半葉這一時期經濟思想史的“歷史路標”作了概要論述。在對作為“配第的直接后繼者”洛克和諾思在經濟思想史上地位的評價中，馬克思認為，“洛克的《略論降低利息和提高貨幣價值》和諾思的《貿易論》是在同一年即1691年出版的”，但洛克和諾思“差不多只是照抄配第”(48)。馬克思指出：“洛克和諾思的例子向我們提供了證明：配第在政治經濟學的幾乎一切領域中所作的最初的勇敢嘗試，是如何一一為他的英國的后繼者所接受并且作了進一步的研究的。”比較這一時期重要的經濟學著述，可以看到“無論贊成還是反對配第，總是從配第出發的。因此這個充滿有創建的思想家的時期，對研究政治經濟學的逐漸產生來說是最重要的時期”(49)。馬克思這里對配第所作的經濟思想史的探索，較之前在《剩余價值理論》的論述更為廣泛和深入。對配第在經濟思想史中地位的輕視或忽視，是馬克思同時代的流行的經濟思想史研究的一個顯著局限。

　　馬克思對重農學派和魁奈的《經濟表》作了高度評價。他認為：“重農學派在魁奈的《經濟表》中給我們留下了一個謎，為解開這個謎，經濟學的以前的批評家和歷史編纂學家絞盡腦汁而毫無結果。這個表本來應該清楚地表明重農學派對一國總財富的生產和流通的觀念，可是它對后世的經濟學家仍然是一團模糊。”(50)馬克思解開了《經濟表》之謎。他指出：“魁奈的《經濟表》就是要通過圖解來清楚地說明：一個國家(實際上就是法國)每年的總產品，怎樣在這三個階級之間流通，怎樣為每年的再生產服務。”(51)因此，“經濟表這種對于以流通為中介的年度再生產過程所作的簡單的、在當時說來是天才的說明，非常準確地回答了這種純產品在國民經濟的循環中究竟成了什么這一問題”(52)。馬克思對魁奈《經濟表》的分析，后來成為經濟思想史科學研究的范例。

　　馬克思還對杜林認為的“到杜爾哥，法國重農學派在實際上和理論上都告終了”的觀點作了反駁，明確地認為：“米拉波按其經濟學觀點來說實質上是重農學派，他在1789年的制憲議會上是第一個經濟學權威，這次制憲議會在其經濟改革上把很大一部分的重農學派原理從理論變成了實際。”馬克思還提到，對于經濟思想史，杜林在“把1691年到1752年這一時期勾銷”時，“也就把休謨的一切先驅者勾銷了”，杜林繼而“又大筆一揮，把休謨和亞當·斯密之間的詹姆斯·斯圖亞特勾銷了”。對斯圖亞特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研究》這部“經久地豐富了政治經濟學的領域”的著作，在杜林那里甚至“沒有看到片言只字”的評價；而對斯圖亞特本人，杜林“把自己的字典中最惡毒的謾罵的言辭都搬出來了”(53)。

　　對杜林關于亞當·斯密及其之后的經濟思想的評價，馬克思沒有再作出批判，其中的原因馬克思在他的《評杜林〈國民經濟學批判史〉》中作了如下說明：“正像杜林先生不了解重農學派一樣，他也同樣不了解亞當·斯密——更不用說他的后繼者。因此，如果再去聽他妄談馬爾薩斯、李嘉圖和西斯蒙第等人，純粹是浪費時間。”(54)盡管如此，“《批判史》論述”以批判杜林的經濟思想史研究的訛誤和謬論為主要線索，還是在總體上呈現了馬克思的“歷史路標”為主題的經濟思想史形式的探索，體現了馬克思對經濟思想史這一形式的深刻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