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然，由地區史、國別史、專門史等組合的“傳統世界史”，在當下構成了世界史研究的主體，這是毫無疑問的客觀現實。“新世界史”的緣起與發展為我們的世界史研究提供了寬闊的視域，但它并不可能取代“傳統世界史”，而是作為其中的一個分支學科發揮自己的學術功能。吳于廑先生就曾指出，“世界歷史是歷史學的一門重要分支學科，內容為對人類歷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發展為全世界成一密切聯系整體的過程進行系統探討和闡述，世界歷史學科的主要任務是以世界全局的觀點，綜合考察各地區、各國、各民族的歷史”(30)。劉家和先生則強調，若干的國別史的“小一”是建構“新世界史”之“大一”的出發點，而從若干國家之間的“交往中看”、“聯系中看”，逐漸由“小一”到“大一”，才能建構作為“最高一級的有機整體”的世界史。(31)這就是說，“新世界史”不可能脫離“傳統世界史”而獨立存在，它的發展廣度取決于“傳統世界史”拓展的深度。當然，“新世界史”的開拓，反過來也必定會推動“傳統世界史”的進一步發展。因此，當下我們需要推進這兩種旨趣不一、理路相異的研究范式繼續發展，為中國世界史校準合理的學術路向。而要實現這一重要學術任務，史學界應該在如下諸方面付諸努力。

　　首先，需要強化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主體指導地位，把握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有關社會歷史發展的本體論、認識論與方法論，形成我們世界史研究的“學術定力”。與現代西方的各種史學理論不一樣，唯物史觀不是在某個層面、某個范疇上來解釋現象的社會歷史理論，而是對整個人類歷史過程所做的具有歷史哲學意義的系統思考，從根本上深刻地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原動力與演進趨勢。我們的一些學術前輩，正是依據唯物史觀的指導而取得了突出成就。即便在當代西方，唯物史觀不僅沒有過時，而且受到不少史學家的推崇。諸如法國的“年鑒學派”、美國的“新左派”和日本的“進步史學派”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唯物史觀的影響。而在英國，一批史學家更是將唯物史觀貫穿于研究之中，形成了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派，產生了諸多優秀的歷史學家與歷史著作(32)。也正因為如此，巴勒克拉夫才指出，“今天仍保留著生命力和內在潛力的唯一的‘歷史哲學’，當然是馬克思主義”。它在各種不同意識形態之國家，都受到史學界的重視，“當代著名歷史學家，甚至包括對馬克思的分析抱有不同見解的歷史學家，無一例外地交口稱贊馬克思主義歷史哲學對他們產生的巨大影響，啟發了他們的創造力”。巴氏還斷言，盡管有各種質難與反對，“但是，要否認馬克思主義是有關人類社會進化的能夠自圓其說的唯一理論，是很難辦到的”。(33)

　　那么，究竟如何強化唯物史觀的理論指南呢?對此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作為一種科學的、開放的理論體系，唯物史觀為我們提供的是理性思考的基礎與方向，而非具體的歷史答案與闡證模式。恩格斯早就指出：“我們的歷史觀首先是進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爾學派的方式構造體系的訣竅。必須重新研究全部歷史，必須詳細研究各種社會形態存在的條件，然后設法從這些條件中找出相應的政治、私法、美學、哲學、宗教等等的觀點”；不應該“只是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套語(一切都可能被變成套語)來把自己的相當貧乏的歷史知識……盡速構成體系”。(34)因此，以唯物史觀指導世界史研究，絕不是不分具體的時間、地點與場合去對有關的論述加以套用，更非徑直在其中尋找所需要的答案，而是要將它的基本精神與理路融合到研究過程之中，對大量的史料做一梳理、互參與辨析，并依據最基本、最可靠、最本質的史料來對相關歷史現象做全面解讀與深入探析，對其中包納的某些規則、意義做進一步學理闡發。在這一過程中，我們也必須立足于運用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從人的客觀物質生活生產實踐活動出發，去審視與考量相應的階級、階層劃分，政治制度的拓展，思想文化的流播和社會生活的嬗變，探求各主要地區、國家和專門領域的各種歷史現象及其各自的特殊規律，或考察跨地區、跨國界地探究文明的樣式、物種的交流、經濟交往、人與自然的互動，揭示人類社會發展演進的普遍性的歷史規律。唯有如此，我們的世界史研究，無論是“傳統世界史”還是“新世界史”的研究，才能在諸多接近歷史實際的現象“重構”中，在諸多相關法則乃至規律性的揭示中，獲得實質性的拓展。強化唯物史觀的理論指南地位，當然不是要拒絕和排斥國外的新理論、新方法。“唯我獨尊”帶來的只能是理論指導的“模式化”與研究取向的“同質化”，有害于學術探討與發展。因此，以唯物史觀來批判地借鑒域外的研究成果，鼓勵不同路徑的探討與不同觀點爭鳴，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