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研究“空間轉向”的第二個層面就是，思想史正朝向“國際史”方向拓展，或思想史和全球史正日趨結合，目前這一取向已經十分鮮明。面對全球化的飛速發展，人員、知識與思想觀念的快速流動，勢必要求研究者打破原先以國家為基本單位的研究框架與思維定式，如英國思想史研究、法國思想史研究等；或者以文化特征為空間范圍的研究取向，如西方思想史研究等。而要從重要問題或基本概念入手，進行一種跨國家與跨文化單元的“空間轉向”，考察一些核心概念在不同空間的轉移中如何被理解，甚至被誤讀式的理解，從而被增添了新的含義，或者說進行了“再概念化”。一旦引入這樣的視角，就會發現，思想史研究值得開拓與重新討論的內容也就異常豐富。如就研究主題而言，我們可以就“啟蒙運動”、“共和主義”思想進行一種空間性社會網絡(social-network)分析，從而重繪出思想的地圖；(11)就基本概念而言，當我們討論英國或歐洲工業革命時期的“工人”與“工人階級”這一概念的時候，常常總是以他們的歷史經驗來進行理解。但今天中國的工業化現實狀況告訴人們，理應用“農民工”這一獨特群體所形成的經驗來進行新的闡釋。可以設想，如果加入了中國的經驗，勢必會豐富原有的“工人”或者“工人階級”這一概念的內涵。(12)再如，對于歐洲和中國而言，“革命”都是一個重要的概念，并且從概念史研究的意義上來說，沒有比“革命”這個概念充滿了歧義，更成為一個競爭性的概念。(13)正因為此，我們就需要在英國、法國、中國，甚至包括美國在內的不同的空間中展開研究，從全球史的視角來考察各個社會空間的人們如何理解這一概念，以及再概念化的。因此，可以說全球性的“空間轉向”將會迎來新的思想史研究成果迭出的新時期。在這一方面，國外思想史研究者已經產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如對“帝國”的思想史研究，特別是對“文明”和“野蠻”這兩個概念的考察。(14)同樣，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思想史家大衛·阿蒂米奇對《獨立宣言》的全球史研究也是一則很好的示范，為此，他十分鮮明地表達道：“對于《獨立宣言》，每一代人都有自身時代的解讀。在我們這個全球化的時代，《獨立宣言》就需要全球史的解讀。”(15)

　　值得注意的是，對這一新的“全球史”學術取向，也有學者提出用思想史的“國際轉向”來定義。例如，大衛·阿蒂米奇就是這一提法的首創者。他在《思想史的國際轉向》一文中寫道：要超越或者高于民族和民族國家所界定的個別歷史，而朝向歷史書寫中一種名為“國際轉向”(international turn)的方向發展。由此，國際轉向借由關注比國家更大的地區而出現對空間概念產生興趣。如此大范圍的地區不受國家政治疆界的束縛，借由跨國管道與流通來聯系。因此，現在的空間可能是思想史的最后疆界。(16)當然也有些學者仍然堅持使用“全球思想史”這一概念。(17)在筆者看來，使用何種稱謂來表述并非問題之關鍵，更重要的是要看到，思想史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論的范式已經開始發生了一些變化，正在不斷拓展自己的新“邊疆”。

　　實際上，目前的思想史研究的“空間轉向”正在向民族國家化和全球化兩種方向發展，前一種是在國家成長的維度下展開，而后一種則在目前全球化的背景下研究思想觀念的跨國傳播、接受與流變。而這一轉向，相比于歷史學內部的其他學科而言，對于思想史研究來說所遇到的困難也許是更大。因為，如果人們接受著將思想史的研究對象看作一種思想觀念性的“話語表達”的話，那么，如何將全球化與民族化進行協調，處理好兩者之間的關系，并找到融通的方式將是異常困難的。正如《民族語境下的政治思想史》一書開篇所說，政治社會既塑造了自身的歷史，也書寫了自身的歷史。在現代世界中，政治社會與在民族國家的范圍內活動的各共同體之間的相契合，賦予民族語境以一種特殊的重要性，在某種意義上，它既決定了政治思想的角色以及對于它(政治思想史)的理解。因此，在這里，最緊要的問題不在于迥然有別的民族傳統對于政治思想史可能有什么貢獻，而在于是否可能存在一種共享的政治思想敘述和詮釋，這種共享的敘述和詮釋至少在最低限度上可以被視為同一種政治話語。(18)這也就是說，無論從研究對象還是從歷史書寫的視角來看，如何在全球化中定位民族性，以及基于民族性和國家單元的立場又將由此發生什么樣的變化將是值得討論的問題。也正是如此，在全球史的視野下展開在不同民族國家以及文化范圍內的基本概念的比較思想史研究將會是饒有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