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現代性的成長中，市場一直是其重要的基礎，現代社會也就意味著在經濟層面上構建起了市場經濟體制，由此成為亞當·斯密所說的“商業社會”。那么如何理解市場，是否如一些思想家所說的，這是一種自然和自發而形成的秩序，市場的運行會自動帶來公正。這些問題長久地伴隨著歐洲現代社會的成長，在學術界，無論是支持者還是反對者也都始終圍繞這一核心問題而展開。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歷史語境中的市場》一書將“市場”置于思想史的維度中來考察，“設法解答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對市場的影響及相伴隨的問題。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社會，各種規章和協調是如何被設想和建立起來的?政治秩序、社會凝聚力和道德規范的思想史是如何影響思想家和社會運動對市場的理解的?外生于市場的甚或批判市場的思想和實踐是以什么方式影響現代資本主義演進的?這本論文集轉換視角，不考慮制度前提或制度信任的問題，而是考慮思想、語言及孕育其中的非主流觀點，以此來推進有關市場所受影響的爭論”(31)。這樣的考察在研究主旨上打破了原先的國家和市場兩分的研究方法，而是將思想觀念引入作為另外一種市場形成的力量。通過思想史的考察可以發現，通常人們所說的自由市場經濟遠非自發形成，而是植根于一定的思想觀念之中，并在其不斷的博弈中形成不同的市場模式。因此，對“市場”這一概念的思想史研究，將會為人們展現出這一復雜的演進過程以及多樣性的市場特質，進而改變我們對“市場”這一社會經濟空間所持有的簡單與偏狹的理解。
在歐洲一些學者看來，從市場出發，自然也涉及市場經濟與政治體制之間的關系。政治秩序和政治結構既是形成市場特性的要素，又是市場安排和運行的制度性保證。并且，其中一個重要的基本問題就是要去解答：“商業統治是否比美德統治更有利于發展與保護自由呢?在這兩種情況下，我們會發現何種自由?商業、美德與自由是如何與政府形式，包括最重要的即最清晰地設置了財富—美德二分法的共和主義形式產生聯系的?”(32)由此，自20世紀80年代起，國際學術界開始關注“共和主義”，直到今天，這一研究熱潮仍然方興未艾。在復興共和主義研究的一批學者中，應當首推“劍橋學派”代表性人物昆廷·斯金納。他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就展開了對共和主義思想的研究，特別是挖掘了英國革命時期的共和主義思想，這些研究成果相繼反映在他的一些著作中。(33)而斯金納對共和主義的研究不僅在學理上拓展和豐富了關于“自由”的含義，更為重要的是推動了思想史研究的“共和轉向”(34)，不斷深化了人們對共和主義類型、內容和內在價值的理解。(35)
和思想史研究的空間轉向有關，在對現代性的研究中，一些學者也從社會空間的視角研究現代社會的形成。例如，英國著名歷史學家帕特里克·喬易斯撰寫的《自由的法則：自由主義與現代城市》一書，借鑒法國思想家福柯關于“治理”的理論，作者希望討論和回答的問題是，流行于社會之中的自由主義思想如何成為建構社會實體性內容的力量。在一個社會中，特別是在一個城市中，如何將思想觀念化為實踐，最終得到社會的普遍接受以及按照這一理念來進行治理，使得在這個社會建構起自由主義的空間體制。為此，作者并非從思想家的著作文本來對自由主義思想進行考察，相反，他是發揮出高度的想象力，將城市空間作為一種研究的“文本”，選擇19世紀工業革命時期的倫敦和曼徹斯特兩座城市進行研究。進行這一考察的意義就在于，它實現了研究“文本”的轉換，這對思想史研究而言是一種新的開拓。更深層次的意義則在于，通過考察這一思想觀念變成為一種社會治理的理念以及對治理實踐各環節的細致研究，可以更為清晰地知曉，自由主義的治理模式是否存在，社會的空間如何在不同的力量博弈中被建構，從而可以更好地反思人們自身與這一空間的關系以及如何獲得一種“自由”。因此，對社會空間的研究也會是未來“空間轉向”考察的重要內容。(36)
目前，思想史研究一方面正在深化對具體內容的研究，另外伴隨著這些研究的同時也展開了對思想史研究范式本身的反思，這些新的學術動態自當引起我們的重視。這里介紹三本思想史研究的新書，也可以說是在三個不同的維度上對思想史理論和方法的思考。一是在2003年，眾多學者齊聚劍橋大學，舉行昆廷·斯金納《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一書出版25年學術研討會。其實，這不僅是在討論這本經典性的學術著作，而且是在重新反思“劍橋學派”的研究范式。二是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大衛·阿米蒂奇出版的《現代國際思想的基礎》一書。阿米蒂奇原在劍橋大學工作，也是“劍橋學派”的傳人，在該書中他不僅從國際性視角研究了霍布斯、洛克等人的思想，而且明確提出了“思想史的國際轉向”這一具有理論方法論標志的話語。第三本則是在2014年新近出版地匯集了眾多學者文章的論文集《重思歐洲思想史》，涉及觀念史、語境主義、概念史、思想史的國際轉向和全球思想史等內容。該文集不僅可以看作學者們對思想史研究理論和方法進行的集體性的嶄新思考，而且也為未來的思想史研究指明了前行的方向。(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