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西北農林科技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楊 鵬

　　王國維關于“中國紙上之學問，有賴于地下之學問者”的論述，關于“取異民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材料互相參證”的方法，是其“二重證據法”的基本觀點。拙文《王國維實證考據學風形成源流新解》認為，“二重證據法”思想的形成得益于王國維與日本學者密切的學術交往互動。王東峰在《王國維“二重證據法”辨析》一文（《中國社會科學報》2016年4月19日，以下簡稱“王文”）中對筆者的看法提出質疑，認為“二重證據法”的源流來自宋代金石學、清代乾嘉考據學以及羅振玉對王國維學術研究方向的指引。筆者對此有不同看法，在此做幾點回應。

　　王國維科學實證思想

　　受到日本學者影響

　　王文認為，日本學者對王國維的影響僅限于其學術生涯初期，他通過日本學者的中介和影響而接觸了西方哲學、美學、心理學等學科，這些學科對王國維的學術影響主要是在文學藝術領域，而非史學領域。

　　筆者看來，1898年5月，羅振玉與友人斥資在上海開辦東文學社，該校不僅教授日語，還用日語講授近代科學文化知識。關于東文學社的成立，羅振玉晚年曾回憶說：“（藤田）學士性伉直誠摯，久處交誼日深。一日，予與言中日本唇齒之邦，宜相親善，以御西力之東漸。甲午之戰，同室操戈，日本雖戰勝，然實非幸事也。學士極契予言，謂謀兩國之親善，當自士大夫始。于是日本學者之游中土者，必為介紹。然苦于語言不通，乃謀創立東文學社，以東文授諸科學……乃賃樓數楹，招生入學，藤田君任教務……時中國學校無授東文者，入學者眾，乃添聘田岡（田岡佐代治，號嶺云）君為助教，上海日本副領事諸井（六郎）學士及書記船津（辰一郎）君任義務教員，授東語，學社乃立。”

　　東文學社開學時，王國維剛從海寧到上海，在《時務報》任書記員。他報名入學社，由此結識羅振玉、田岡佐代治、藤田豐八等人。在其后兩年半中，王國維向田岡佐代治和藤田豐八學習日語。田岡佐代治喜好哲學，引領王國維開始接觸康德、叔本華、尼采的著作，繼而使他進入這些哲學巨擘們的思想世界，開始運用西方哲學及美學觀念與中國固有之材料相互參證，寫出《紅樓夢評論》。在與藤田豐八的師生交誼中，王國維更是受益匪淺。藤田豐八推崇蘭克學派不偏不倚“客觀主義”的科學研究態度，他將科學的方法、實事求是的原則運用到之后的中國史研究中，《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箋釋》《東西交涉史之研究》等代表論著就是其求真、求實精神的集中體現。通過藤田豐八的指導和啟發，王國維比較深入地了解到了歐美等國的歷史文化以及西方的科學實證思想。

　　1899—1900年，在藤田豐八的介紹下，王國維閱讀了桑原騭藏的《東洋史要》、箕作元八與峰山米造合撰的《西洋史綱》，并親自為兩書的中文譯本作序，在序言中最早向國人介紹了蘭克，并初步探討了歷史與科學的關系。王國維通過教科書了解蘭克及其史學思想，認為歷史學要成為科學，必須要有系統的觀點。他后來奉行“事物必盡其真，道理必求其是”的理念，強調對史料進行審視的批判，力求找出隱藏在歷史背后的真實，寫出“信史”，成為“客觀的”或“批判的”史學。從這一治史取向來看，王國維間接受到蘭克學派的影響，而藤田豐八無疑在其中充當了溝通的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