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互動的表現是研究方法的提高。王國維《三代地理小記》的撰寫，體現出古史研究的一種新思維，即擺脫經書和傳說的框架，把地下文物和古代文獻互相釋證，這就是所謂“二重證據法”。應指出的是，“二重證據法”的形成和確立，也有日本學者的作用。1919年，林泰輔發表的《龜甲獸骨中所見地名》，也是依據上述思維而寫成。不僅如此，1921年，他發表的《關于支那上代的研究資料》也明確提出，研究中國古代史所用的資料，除傳統的經、史、子部書籍之外，還須重視龜甲獸骨文、銅器文、銅器、貨幣、古璽、兵器、石器、玉器、陶器、石刻文等類的古物。狩野直喜從西方引進實證主義觀念，使之與清代的考據學結合。他和內藤湖南等人重視“確實的事實”，注重實物和文獻的收集與考訂，并從中發現古代的生活習俗、思想和價值觀念。

　　交流會通乃能昌大

　　學術不能孤立，交流會通，乃能昌大。不同源流的學術紛然并存，當其各自發展時，不過自成經緯，各有特色。當它們不期而遇，則“互相激蕩，互相發明，由互異而至于互通，由相隔而至于默契”，于是較富創造性的新學術得以生成與發展。史學作為“居于世界學術樞紐”的一門綜合性學科，會而合之更是學術上的盛世。

　　中日甲午戰爭后，《馬關條約》的簽訂和各種顯而易見的災難，引起國人對國家和個人命運的擔憂。中國的思想界因此受到極大刺激，許多原來麻木不仁以至盲目自大的中國朝野人士產生一種新覺悟，認識到再也不能死抱著祖宗留下的舊一套繼續生活下去，必須有一個大的改變。他們如饑似渴地盡力從國外汲取新的知識，尋找救國救民的出路。一時間，“新思想之輸入，如火如荼矣”。而作為戰勝國又與中國“同文同種”的強鄰日本，自然成了“師法西方”的中介，通過日本來學習西方，在當時被認為是事半功倍的選擇。因此，這一時期的中西學術交流呈現出第三國參與的獨特景象。同樣，經由日本改造過的歐美的科學化知識和概念，以及日本研究中國史的相關著作和成果，也在此刻輸入中國，推動了中國新史學的發軔和中國史學近代化的進程。

　　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也在此因素的推動下形成。在與藤田豐八、內藤湖南、林泰輔、狩野直喜等人的交往互動中，王國維借助從日本學者那里繼承下來的“蘭克學派”所講求的實證主義原則，強調經驗事實和科學方法的價值，并與清代考據學遵循的“實事求是，無征不信，廣參互證，追根求源”的治史精神相溝通。他將目驗以考釋名物的傳統史學方法，發展成為文獻與地下出土文物相結合的“二重證據法”，將名物考釋拓展為寬廣的文史乃至文化制度之研究，從而建立起“實證史學”的研究典范。

　　王東峰認為，“王國維在繼承宋代金石學、清代乾嘉考據學的基礎上，在羅振玉的大力幫助和引導下，對研究方法進行弘揚和升華，把金石文獻的范圍擴大到甲骨文、簡牘、封泥、貨幣、璽印、文物、古籍等地下出土材料，并將其與歷史文獻互證，創立了‘二重證據法’的古史研究方法”。這一看法忽視了“二重證據法”形成的日本影響因素，失于偏頗。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青年基金項目“中國近代史學興起發展中的日本影響因素研究”（12YJC770063）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