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勞動力的生產和再生產同時又具有社會性質。從單個資本的生產過程看，馬克思指出，工人消費有兩種，一種是生產消費，另一種是個人消費，“工人的生產消費和個人消費是完全不同的。在前一種消費下，工人起資本動力的作用，屬于資本家；在后一種消費下，他屬于自己，在生產過程以外執行生活職能。”所以，“工人的這種不斷再生產或永久化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必不可少的條件。”(34)從單個資本的循環和周轉過程看，產業資本運動公式中，勞動力的工資以可變資本的身份出現，可變資本的循環和周轉是單個資本循環和周轉的重要組成部分。從社會資本的運動來看，工人階級的消費直接決定第二部類商品能否順利實現。工人階級消費的萎縮不僅意味著勞動力再生產受到影響，而且直接影響社會資本的再生產。

　　由此可見，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的社會性質，決定了資本剝削勞動的邊界，這種決定不是資本家主觀做出的，而是馬克思所說的“社會迫使”資本家關心勞動力的生產和再生產。社會力量包括道德的、歷史因素，也包括工人階級的斗爭，還包括客觀經濟規律的作用。由于不同資本主義國家各種社會力量的因素不同，對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形成不同模式。

　　筆者以美國和瑞典為例進行比較，這兩種模式可以說是資本主義模式中的兩個極端模式，美國是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的代表，所以美國模式被稱為“純粹的資本主義模式”；而瑞典則是社會市場經濟模式的代表，所以瑞典模式中社會成分最多。德國和日本介于兩者之間，日本更接近美國模式，而德國更接近瑞典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