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古典經濟學方法

　　在新古典經濟學方法論基礎上，也曾產生了專門研究資本主義多樣化的研究方法，20世紀70年代，在比較經濟學中有一種方法，就是試圖借助新古典經濟學方法來研究資本主義多樣性問題，代表人物是埃岡·紐伯格、威廉·達菲等。1976年，埃岡·紐伯格、威廉·達菲等在《比較經濟體制——從決策角度進行的比較》一書，從決策學的角度提出了一套分析不同國家經濟體制的方法，簡稱為決策的“DIM”方法。在這本著作中，作者明確指出其方法論是新古典主義的，“總的來說，我們的著作把新古典學派的方法用于經濟體制的研究?！鹿诺鋵W派方法的精髓在于把決策當作分析的單元來強調’。”②作者認識到最近這些年，資本主義出現了多樣化的經濟模式，“資本主義已被細分為‘競爭的’、‘財政的’、‘調節的’和福利的‘資本主義’”。③他們試圖把經濟體制劃分為三個相互聯系的組成部分——決策(D)結構、信息(Ⅰ)結構和動力(M)結構，進而研究不同體制下的經濟模式問題。正是在這種理論框架的基礎上，作者對美國、蘇聯、中國、法國、南斯拉夫、匈牙利、瑞典和日本各國的經濟體制特征進行了分析。

　　應該說，埃岡·紐伯格等人的研究方法的確有很大的創新性，他們采用結構主義的研究方法，把市場機制的決策過程進行了結構劃分，試圖通過揭示結構之間的內在關系，來解釋不同經濟體制或同一經濟體制下不同模式之間差異的原因，這種分析方法適合研究不同體制的差異性問題。正因為如此，這一研究方法在經濟體制的比較研究中產生了很大影響，我國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比較經濟體制研究中，很多學者都采用這一分析框架。

　　然而，這一方法論的局限性也是很明顯的，突出體現在兩方面：一是作者雖然采用結構主義分析方法，但他們解剖的主體仍然局限在市場機制本身，而對市場機制之外的經濟環境等深層的“制度”性內容，并沒有納入分析框架。而現實中，運用“制度”的多樣性來解釋資本主義多樣性恰恰是十分重要的工具。二是作者否定了財產制度對不同經濟體制產生的重要影響，忽略了政治與經濟的相互關系。在他們的研究方法中，沒有經濟制度與經濟體制這樣不同層次的結構和關系的劃分，他們脫離開了經濟制度研究體制問題，雖然他們承認在分析過程中試圖借鑒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動力”方法，但由于他們認為“馬克思的整個分析是以經濟階級之間的斗爭為基礎的，他的階級定義又是以生產資料所有制為基礎的?！雹芩麄冋J為以階級分析為方法不是以一個理性的個人作為出發點，因此沒有微觀基礎。顯然，這種方法對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的排斥和錯誤的歷史觀，決定了他們無法在經濟制度與經濟體制、邏輯和歷史的統一中研究多樣化的資本主義。因此，其方法論的本質還是新古典主義的，只能停留在市場機制層面，不可能深入到生產關系層面。應該說，這一研究方法基本上沒有發展前途。